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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
“我們沒有歷史。我們的歷史自今日起。”1870年左右，一位日本人這樣回答他的德國朋友關于日本歷史的問題。如果你閱讀19世紀最后30年日本政治家與思想家的作品，你仍可感受到那種震蕩在整個日本國內的變革空氣。而且變革一開始就不是精英階層的內部游戲，它廣泛地滲透到社會各階層。
在維新開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政府頒布了《五條誓文》，許諾“一切重大決策均須經過廣泛協商”，“破除舊習，求知識于全世界”。這兩點核心觀念為接下來的一切激進改革奠定了基礎：打開國民心態、倡導個人意識的覺醒，自上而下推進效仿西方的激進改革。
新政府迅速廢除了封建政兵制，按德國方式建立陸軍，海軍部隊則接受英國人的指導。在經濟層面，政府則通過發放津貼、購買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的方式來確�，F代工業的建立；為了鞏固日本的統一局面與加速全國市場的形成，大規模的交通與郵政設施在1871年開始興建；同年，司法部成立，為扭轉“個人權利被輕視、警察獨斷專行”的混亂局面，幾年后司法權與行政權分開；1889年的新憲法則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政府還改革了教育制度，當時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寫道：大學教育應讓人具有獨立精神，而獨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新成立的文部省則規定“每個人都應該得到教育”，日本青年被鼓勵前往西方留學……當時的社會風潮記錄了這種戲劇化的西化歷程：在1870年代，吃牛肉、穿長褲、攜帶雨傘、戴手表和鉆石戒指開始風靡，兒童通過兒歌背誦汽燈、蒸汽機、馬車、照相機、電報、避雷針、報紙、學校、信箱、輪船，因為這10樣東西是文明的象征。
在中國，李鴻章是曾國藩推動的中興運動的繼任者，他期待通過洋務運動來再造古老帝國。而李在日本的對應者則是伊藤博文。對西方入侵者的抵觸情緒曾同樣支配著日本與中國的年輕一代。1862年，21歲的伊藤博文曾試圖燒毀東京新建的英國大使館。但僅在一年后，當他準備前往英國時，他已經意識到不可能依靠武士的刀劍將英國人趕走，必須開始致力于學習現代化的知識。李鴻章締造了北洋海軍，派遣了留美幼童，推動了西方知識的傳播，他所提拔的盛宣懷則開創了中國現代商業。但他的改革努力卻始終籠罩于權力的陰影之下，這些值得期待的新事物自己本身都沒有生命力，必須依靠個人的權力與相互妥協的關系網，它們沒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證。
而伊藤博文卻成為了1889年日本新憲法的主要設計師，這部憲法標志著日本進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此后，他又意識到，如果沒有政治組織和公眾的支持，單純寫在書面上的政體與議會是不可能運轉的。于是，他在1898年辭去官職，創建了新政黨，促進了日本現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不論從何種角度看，明治維新都是人類歷史中最不可思議的年代之一：只通過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就由一個封閉、落后的國家贏得了世界的尊敬，日本的國家性格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在1895年，它擊敗了它長期以來的老師——中國，1905年它擊敗了俄國，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現亞洲國家打敗歐洲國家的特例。
評價激烈的明治改革仍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它給所有落后國家提供了鼓舞人心與尷尬并存的案例。傳統中的極權因素賦予了明治政府的效率，政府因此很容易調動最大資源以實現目標。即使在1889年，試圖吸收西方自由人權觀念的日本憲法中都依然規定：“只要政府愿意便有權制止這些公民權利”。而為了強調國家的統一，它們把神道教奉為國教，天皇被視作太陽女神的后裔，而接受新式教學的學生仍被教導通過獻身來“保衛我們的與天地共存的帝國王權的興盛”。19世紀后半葉的日本人的確在努力消除長期的“排外主義”思潮，但在內心深處，他們仍然相信日本的傳統價值觀，西方的技術被當作工具，而最根本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則并未被傳播與接受。種種不夠徹底改革的產物，為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扮演戰爭機器的角色埋下了伏筆。
但無論如何，明治維新仍是世界史中轉敗為贏的經典個案。如果比較起同治中興開始的中國變革，它更令人詫異。伊藤博文的一代絕不比曾國藩、李鴻章的一代更優秀。在現代化上的投入，中國似乎比日本更多，至少在甲午海戰開始時，中國擁有世界第八大海軍力量，而日本只是第十三位。但這兩個國家的改革一開始就通向兩個不同的方向，中國的改革是為了修補舊傳統，為那個僵化的體制提供某種緩解，絕不敢對它進行任何觸犯；而日本的改革，則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養，用新的形式取代舊的形式。當然，關于中日改革的差異，人們從來就沒能徹底地解釋清楚，但歷史常常讓我們驚異的不是它的可解釋性，而是它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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