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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一琨
近日，在教育部、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參加的200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會議上，教育部表示，高校招生計劃與畢業生就業狀況要進行適度硬性掛鉤，就業率連續3年不足30%的專業要減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
這個談話更清楚地表明了當前中國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嚴重性，以至于主管部門不得不下決心來使用行政手段命令學校。這種急迫的心情應該比較容易得到理解。
把“就業率”當作一個硬性指標，顯而易見是當前形勢下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但如果把它當成中國大學繼教學大樓、博士點、論文數量之后又一個比較長期的政策來看待，或許就會有問題。即使在三五年的短期之內，也要正確理解。我們應當把它看成教育主管部門用來促進就業的一個手段，而不能當作大學之間競賽的一個項目，更不能使它演化成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主管的大學之間即將開始的艱難的博弈。
如果像高考上線率成為全中國高級中學的生命線那樣，把學生就業率變成關系大學院系存亡的高壓線，人們會理所當然地聯想出很多令人擔心的后果。對于教育主管部門來說，首先如何從高校提供的就業率數字中去偽存真，更有效率地掌管大學各院系的生殺大權，就成了一個大問題。就業率本身認可與統計標準很不容易得到統一。而對于大學來說，如何平衡利益，充分利用就業率這一工具，既保住院系設置，又能充分獲取教育資源，也是一項需要高度技巧的工作。
有人認為，這種以就業率為導向的專業調整十分必要，否則不但浪費教育資源，也給家長和學生帶來嚴重損失，于國于民于教育事業都極為不利。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問題。問題就在于，一旦作為一項硬性政策，執行中出偏差或走樣的可能性就會增加，就可能會導致對某一點的格外關注，而忽視其他。因為大學院系存在的理由是復雜的多要素的系統，過于強調一個方面會有負作用。況且，專業建設需要周期，停招相對容易，要恢復可就困難多了。
大學生就業問題在高校擴招以后的幾年內正處于日益嚴峻的態勢，教育主管部門在此情形之下必須負起相應的責任來，以促進解決這個難題。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大學生就業問題是整個就業問題的一部分，而整個就業問題乃是中國宏觀經濟問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問題多年以來未能迎刃而解，造成今日高增長的同時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不足。以上問題均屬宏觀經濟問題，而非學校的院系管理者們力所能及。提供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只是大學進入高度分工社會后衍生的功能之一，產生知識、造就熱愛知識的頭腦應該仍然是大學存在的基本命題。
不能以種糧食的方法來種樹，這應該是一個基本的道理。仔細反思，短期政策應用于長期事業中會造成不少危害。比如，過去幾年為配合積極宏觀經濟政策采取了大規模擴招行動，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是不是也有點“過熱”呢。發展經濟學的鼻祖劉易斯曾提醒說，發展中國家不宜大規模擴張高等教育規模，否則會使勞動力就業的供給與需求不匹配，造成就業難題，我們的作為無疑與這一洞見不相符合。另外，大張旗鼓地進行院系合并，強調大學的規模和趕超世界一流的目標，將一些辦學有特色的院系和院校關停并轉，使得大學間院系規模不斷膨脹，教育資源更趨緊張。
在這些現實問題背后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高等教育的體制問題。改革開放26年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仍有很大空間。比如：大學對政府的依賴程度仍較深，并在計劃下運行。政府部門依然是教育資源的主要配給力量，通過資源配置這一指揮棒，有形之手仍然對大學的生存空間產生影響。
哈佛大學校長德里克.博克在哈佛大學建校260周年的慶典上曾說：“大學一直有著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員很少干預學校的事務。所有學校都在為得到優秀的學生、教師和設備進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競爭。”
博克還認為，由于避免了有形之手的控制，鼓勵競爭成為努力進取以超越他人的動力。而大學在取得科學研究成果的同時又能進行高質量的職業培訓，為社會不同階層服務。
歷史表明，市場配置資源的力量，可以最終提高高等學校的創造力和適應力，這種力量也曾讓貧窮的近代中國大學群星燦爛。現在，我們仍然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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