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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琳
鑒于“見死不救”造成的社會影響相當惡劣，有人建議在刑法中增加“見死不救罪”——這真是很搞笑的倡議。本以為這么搞笑的新聞可以一笑而過，沒想到3年后，又有某嚴肅媒體認起真來，再度往事重提，似乎想把“見死不救罪”的搞笑進行到底。
當然，要求將非罪行為入罪的呼聲并不止于此。往近處說，既有“性賄賂罪”的建言，也有“性騷擾罪”的倡議。一種慣性思維似乎正在形成——當問題成了現象，當道德自律收效甚微，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想起法律，進而想起最具強制力的犯罪與刑罰。那么，修法吧，“入罪”吧！
1997年，現行《刑法》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大修，新罪的增加數以百計。本以為這么大的修訂規模之后，至少可以在短期內維持法律應有的穩定，但在最近的7年中，《刑法》又經過6次修改。頻繁的修改部分地源于過往在立法技術上的陳舊與欠缺，且與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新的犯罪不斷涌現緊密相聯。
因此，新罪名的出現不過是刑法因應社會的發展應當作出的必要回應，新罪名本身并無可置疑。但我們要討論的是，什么樣的行為，在什么情況下應當“入罪”，又當怎樣“入罪”？
某項行為該不該“入罪”，其爭議的焦點其實在于某項有違道德的行為該不該刑罰化。道德與法律確有交叉，進而有重合也有區分。將違反道德的行為納入到法律規制之列甚至是刑法規制的范圍，是立法的一個常用管道。但道德畢竟不等同法律——法律只是底線的道德，而絕不應成為泛化的道德。
我們很難想象如果人為地將不同層級的道德一律刑罰化會對社會、對公眾產生何種的后果和影響：
兒女不敬父母，拿“不孝罪”伺候？生兩胎還嫌不夠，定他個“超生罪”？想做丁克家族，那就來個“不育罪”？腳踏兩只船，趕緊立“花心罪”？搞婚外戀，也得有個“不貞罪”吧……如此推導，不知還有多少新罪可以搞笑。
說它搞笑，不單是笑它陷入刑罰崇拜的迷途太深，也笑它立法常識缺欠。有些個體行為的確有“入罪”的必要，但卻無需借助于設立新罪來實現。譬如“見死不救罪”這條，不少評論家都將其主體限制為負有特定職務或法定義務的人——其實，對這些特定主體的“見死不救”行為是完全不需借助于一個新罪名來加以規制的。依據現行《刑法》，他們很可能觸犯以不作為方式實施的“瀆職罪”或“故意殺人罪”。現行法律完全可以解決的問題，又何須勞師動眾非設個新鮮的罪名不可？
再如“性賄賂罪”一說。依現行《刑法》，賄賂罪的“賄賂”僅被限定為財物，而不包括其他非物質性利益，這確實造成了司法實踐中對“性賄賂”行為無法歸罪，民怨由此積聚。但解決的辦法也并非要另立“性賄賂罪”不可，將現“賄賂罪”中“賄賂”的外延擴大到非物質性利益，問題是否就能迎刃而解了呢。
于刑事立法而言，在追求“法律生長”的同時也必須注重一定時期內的相對穩定。修法不是越頻繁越好，罪名也不是越多越好，更不是越新越好。刑法的修訂通常應遵循所謂的“謙抑性”，即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盡量不用刑罰(而用其他的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并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說，當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國家只有在運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時，方可通過刑事立法將其規定為犯罪，并進而通過相應的刑事司法活動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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