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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童鐵丁
對于浙江問責庸官的舉措，曹林先生昨日在南方都市報上撰文(《治庸：從高薪養廉到勤政促廉》)認為，“治庸”是制度反腐的一條新思路，這表明反腐理性已經從當年的“高薪養廉”成熟和進化到當下的“勤政促廉”。
這種觀點似乎有對于當下的機關效能建設估計過高之嫌。分析浙江的改革辦法，提高工作效能是其治庸的主要方式。但從根本目標上來看，“庸官”并非與“工作效能低下”等同，也并非通過提高工作效能就能予以根本改變，而是目前一些地方機關工作制度和作風的“庸俗化”所致。如機關的文山會海、迎來送往，忙于事務而疏于調研學習，程序繁冗而效率低下，這些都是“庸俗化”制度環境的具體表征。而在浙江治庸辦法中，主要是針對“影響工作效能”。也就是說，其治庸的目標是主要針對“影響工作效能”的現象，其根本目的是要規范應有的機關工作運行環境。因此，即使通過“勤政”的方式，可以改變一些窗口單位的效能和服務態度，卻仍然改變不了許多非窗口單位忙于表面文章，而忽視機關工作效益本身的建設。一些單位其直接的效能雖然提高了，但也無非是多產生許多勞模而已，對于根本的“治庸”尚沒有產生更大的借鑒意義。至于能否由“勤政”而導致“廉政”，這也讓筆者不敢樂觀，許多貪官看似勤政，其實仍擺脫不了“貪”與“庸”的社會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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