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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林浩
高薪養廉，公務用車改革，公務員退出補償機制，這些是近段時間媒體的熱門話題。引人注目的是，這些關于公務員的體制改革屢屢遭到社會輿論的質疑。質疑的背后，折射出公眾對改革標準和取向的擔憂。
廉潔奉公本應是對每一個公務員的基本要求吧，如今似乎不是了，廉潔成了高標準、嚴要求，公務員要是達到這個高標準，就要給予一定的獎勵。于是，許多地方和部門紛紛采取了建立廉政公積金的辦法，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正是高薪養廉。這種改革的隱含邏輯是，廉潔是公務員額外付出的成本，理應給予相應的經濟補償，是謂養廉。我們姑且不談高薪能否養廉，僅這種隱含的邏輯就令人難以接受。高薪對應的應該是公共部門提供的高質量社會管理和服務，而不是對廉潔奉公的補償。
中國的公車數量可謂世界第一，這么多公車到底有多少時間是在公用呢？一個得到普遍承認的說法是“三分天下”：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領導私用，三分之一司機私用。數額巨大的公車養護費用實際上成了公務人員福利待遇的一部分，現在要改革，車改補貼自然要按級別來定，級別越高的拿錢最多。這種改革的結果是，模糊了公務人員用車行為的公私界限，配備公車成了按級別享受的待遇，公車改革只是把這種待遇貨幣化而已。
再說公務員退出補償機制。公務員現在可是個金飯碗，工作穩定，旱澇保收，好幾十個人搶一個位置，能搶到的都不簡單。現在要讓公務員自愿退出，不采取補償措施就沒人愿意接受。這種補償，正說明公務員享受著常人不可企及的待遇，說到底還是官本位思想的體現。
仔細研讀這些改革方案我們可以發現，都是以確保公務員階層既得利益為出發點，哪怕這些既得利益并不屬于合理合法的范疇，也會以改革的形式予以確認。就算這種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財政負擔，但其中隱含的特權思想也無法讓社會接受。在財政預算缺乏硬約束的情況下，這些改革方案也不可能從根本上保證行政費用不會反彈。
公眾質疑的根源在于，在所有方案的制訂中，人民這個名義上的權力擁有者和授予者實際上是缺位的，方案的制訂和實施掌握在各級領導干部及少數專家學者手中，為改革支付成本的納稅人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對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再分配，在這種背景下制訂出改革方案最終對誰有利、對誰不利，自然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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