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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兩名未成年疑犯被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送進一所聾啞學校，接受為期3周的社區矯正。據稱這是北京市首例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引入社區矯正的案例。
社區矯正，人們已不再陌生。尤其是2002年當紅歌手謝霆鋒因妨礙司法公正被香港西區法院判處24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以來，“社區矯正”這一刑罰執行方式便更多地為部分基層司法機關所仿效。作為一項以“人文關懷”為本旨的司法改革舉措，“社區矯正”近
年來也不時牽引著普通公眾的目光。
“社區矯正”以重“矯”而輕“罰”的刑罰理念，突出了教育和挽救這兩大功能，并因此為世界上多個國家所采用，如在新西蘭和法國等地，適用社區矯正的罪犯人數已達70%-80%.而在國內先期試行的北京和上海，適用社區矯正的5647名矯正對象重新收監的也只有5名，可謂效果良好。
然而，社區矯正在實踐中也帶來了不少爭議，這種爭議主要集中在引入的訴訟階段上：即以法律監督為主要職能的檢察機關能否強制對被告人施以社區矯正？若依據2003年7月由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則答案是否定的�！锻ㄖ访鞔_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主要包括5種罪犯，即被判處管制的，被宣告緩刑的，被暫予監外執行的，被裁定假釋的和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而所謂“罪犯”，均系經法院依法判決確認并生效后的“已決犯”，至于未經法院判決有罪，甚至還未被提交給法院審判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并不在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之列。
《通知》之所以要對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作出這樣的限定，是與社區矯正的性質相適應的�！吧鐣C正”是一種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雖然它強調的是“矯”，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罰”，但其適用的對象也只能是經法院依法判處有罪的罪犯。試想，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連是否有罪都還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又怎能將刑罰提前加于這些可能是無辜者的公民身上呢？控訴權在本質上是一種程序性的權力，其意義在于提起，即提請法院做出判斷，而不是自行對被告人作出具有終局意義的判斷。公訴權不具有終結性，而被告人是否有罪必須經由中立的法院審判之后以獨立的裁判確認。這是司法的基本規律。我國香港地區于1984年通過了“社會服務令”條例，并在1998年擴展至區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訴法庭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令狀也均由法官簽發。無疑，“社區矯正”只有由居中裁判的法院出具方符合司法規律。
既然“社區矯正”只能由法院適用，是否意味著檢察機關就應置身于“社區矯正”制度之外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我國憲政架構上，檢察機關充當著法律監督者的角色。為防止“社區矯正”在施行中發生新的腐敗，檢察機關應通過完善監督程序，加強對社區矯正從適用到執行的法律監督，充分發揮其職能作用。這在《通知》中也有明確的表述，即“人民檢察院要加強法律監督，完善刑罰執行監督程序，保證社區矯正工作依法、公正地進行”。
無可否認，“社會矯正”制度的推行，將有利于預防失足少年的重新犯罪，并進一步推動刑罰執行方式的多樣化。作為一種制度實驗，西城區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引入社區矯正固然有其積極意義，但仍亟待在實踐中將社區矯正決定權還原為適用社區矯正的建議權�！翱卦V方提出適用建議———法院審查后確認適用———檢察機關監督適用”，這將是“社區矯正”制度的合理流程。
□本報特約評論員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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