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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東森
想當初，深圳海燕廠工人為自己的權利上街攔車堵路，其“負面”影響可謂巨大，后來廠方在有關部門的調停下，答應遵守勞動法，帶頭“鬧事”的工人也因為其行為違法受到拘留。這一事件在兩個月后又有了進一步的結果，該工廠被勞動保障局處以196萬多元的罰款，工廠工人的待遇獲得大幅度提高，從480元的底薪(這比深圳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低了一百
多元)提高到630元，加班費也提高了(見12月28日南方都市報)。到這個時候，我們終于可以說，正義終于得到了伸張，它所具有的示范意義，在全國范圍內都應該值得重視。
深圳海燕廠工人討薪、爭取勞動權益的最終成功，無疑是付出了很大代價的，工人上街行動，導致社會其他群體利益受損，一些工人也因此受到法律的懲罰，而該電子廠也一時聲名狼籍。
更重要的是，無論我們怎樣強調要理性維權，如果人們在事實上通過合法渠道維權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而通過一些過激行為維權，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從而導致問題向有利于維權者的方向轉化，由此形成的維權激勵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其他維權無門的人們看到這樣的成功范例，他們會怎樣決定自己的行動？為什么爬塔吊之類的行為經常發生，其實就是這一模式的積極效果的示范效應。
為什么事情非要等到維權者走上了極端的道路，我們的管理者才開始高度重視呢，才開始重視弱勢者的合理合法的訴求呢？
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基本保障，但是，如果我們單方面要求那些維權者理性，卻沒給他們鋪設由理性可以通達的維權之路，我們是不是太強人所難了？肯定有很多人采取隱忍的態度以和平的方式等待、祈求或者上訪，他們的權利在這一艱難的維權過程中繼續受到損害，這就是機會成本，如果不是為了討公道，他們也許早已經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創造財富了，所以，新的《工資支付條例》要求支付工人經濟補償金， 這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的法律法規，而法律的正義要成為裝進弱勢群體口袋里的正義，還需要執法的到位，需要保證執法職能不被扭曲。公共管理在勞資管理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筆者一直呼吁，在給予資方侵權以嚴厲的懲罰的同時，還要給予管理者、執法者以責任的約束。在導致深圳海燕廠工人用過激方式維權的所有原因里面，我們應該調查，有沒有勞動執法不作為的現象，如果有，相關執法者也理當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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