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雙軌制 如何到達改革彼岸

　　新雙軌制暴露出來的問題，在于它是以套取已經市場化的商品價格體系，和尚未市場化的要素價格體系之間的巨大利益而寄生著的

　　□鐘偉

　　如何理解舊雙軌制

　　回顧過去的25年，中國改革歷程承受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雙軌制”的沖擊。

　　第一種“雙軌制”，我們姑且稱其為“舊雙軌制”，其起點也許可以追溯到人們依稀記得的1984年浙江莫干山會議，從那次會議之后，“雙軌制”這一思路成為中國漸進改革的標識，其終結大約可以劃定到亞洲金融危機前后的1997年。根據有關專家的梳理，我們大致可以將“舊雙軌制”勾勒為以下三個層面。

　　舊雙軌制的第一層含義，是針對當時一般商品和服務的管制價格體系，采取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價格體制，逐步放任體制外價格機制的發育、壯大，并最終使得體制內價格喪失其顯赫地位，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標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初取消對企業計劃外自銷產品價格的限制，價格雙軌制就此迅猛發展起來。回顧當時的價格體制改革，的確倍感艱辛，經濟學家當時有的忙于計算“影子價格”，有的忙于做“價格闖關”方案，有的則在縝密思考扭曲的價格不過是體制扭曲的影子，應該同時著手體制改革。

　　舊雙軌制的第二層含義，是針對私營企業發展的漸漸寬松的經濟政策，當時雖然國有經濟的“存量”這一塊沒有十分激進的改革，但對當時鄉鎮企業和個體戶經濟這一塊“增量”，的確給了相當多的成長空間，使得除了國有經濟以外的經濟成分，開始奔涌壯大。由于相對保住了國有的存量，同時壯大了非公經濟增量，中國經濟漸漸顯露萬象更新的氣息。

　　舊雙軌制的第三層含義，是針對農村大鍋飯著手改革，先后推出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新舊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銜接，可以用農民“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來形容，在糧食批發價格逐步放開之后，這種雙軌制雖然使中國短暫地經歷了陣痛，但中國農民的溫飽乃至小康問題，有了解決的曙光。

　　回顧這種“舊雙軌制”，它是自上而下的，民眾有鮮明的民意，中央就順應和升華使之成為政策；它是暫時過渡的，沒有人(包括政策設計者)會認為這種雙軌是永久的，等待漸進的振蕩漸漸消散后并軌才是最終的政策目標；它也是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驚險一躍”，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分稅制改革和匯率并軌之后，中國的“舊雙軌制”光環漸漸褪色，絕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市場化了，走在今天各種商品琳瑯滿目的繁華街道上，在“舊雙軌制”逝去的背后，我們享受了市場化取向的改革給我們生活帶來的幸運。

　　即便如此，“舊雙軌制”從孕育、出臺到淡出，也給我們的記憶帶來了不幸，那些先富起來的一撥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雙軌制”之賜，少部分官員也從“舊雙軌制”中尋找到了腐敗的溫床。據當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報告顯示，僅僅在1988年，我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在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元以上，這三項合計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就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

　　幸運的是，“舊雙軌制”戰略雖然是漸進的，但它并不排斥局部的、區域的激進改革，如果把漸進改革理解成什么問題都需要溫吞水一樣面面俱到的、照顧各方利益的、遇到問題繞著走的改革，那是對漸進改革的庸俗化。中國的前路有許多需要跨越的壕溝，而我們并不能分兩步跨越一個壕溝，因此“舊雙軌制”雖然代價高昂，但我們還是幸運地收獲了比代價更為繁華的果實。

　　“新雙軌制”種種弊端

　　第二種“雙軌制”，我們暫且稱其為“新雙軌制”，近七八年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令人不安的現象，就是“新雙軌制”的悄悄孳生和繁衍，我們也許可以定義“新雙軌制”為：以公共權力為背景，自下而上地尋找和套取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這兩大體系之間的巨額租金。我們大致可以將“新雙軌制”劃分為以下四個層面。

　　“新雙軌制”的第一層含義，是資金價格管制和資金配置失衡。表征資金的價格，無非是利率和匯率，遺憾的是，利率市場化還沒有走完，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則坎坷難行。姑且只說資金的利率和匯率問題。從2002年至今，中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累計約有1.1萬億元，尤其是2003年和今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每年實現的利潤增長率都在40%以上，比其他各類所有制企業的效益提升都來得猛烈得多。

　　過去到現在的3年間，銀行系統的信貸投放約為7.1萬億元，但是這種資金定價是非市場化的，隨著2002年之后中國一直維持的空前低利率和逐步上揚的物價，真實資金利率也像夏天的冰塊一樣不斷融化。假定信貸投放的一半是投放給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再假定過去3年中國銀行業的年貸款利率較之真實的市場利率偏低2個百分點，那么僅此項廉價資金就給國有企業節約了7100億財務成本，或者說扣除掉資金的非市場定價和配置，國有企業在過去3年真實利潤可能是4000多億元而已。更為嚴峻的是，這種建立在廉價資金之上的利益輸送，最終的源頭是在損害存款人利益。如果考慮到匯率問題，那么無疑“新雙軌制”之下，權力對資金的集中、定價和配置，已經日漸以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集聚為代價而暴露出來。

　　“新雙軌制”的第二層含義，是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場化和征地制度明顯的權力尋租化。在供地方面，政府在19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過出讓國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讓金；在征地方面，一切幾乎未變，各級政府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甚至強行征地。左手通過權力低價征地，右手仍然是通過權力在以“市場化”的方法出讓土地。粗略估計，在過去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征地賣地隱隱然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支柱”，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地方政府、村級組織和農民，過去3年，一邊是占據中國富人榜顯赫位置的房地產大鱷令人艷羨地不斷涌現，另一邊是失地失業、集體上訪事件不斷地披露。

　　“新雙軌制”的第三層含義，是勞動力價格的惡性競爭和資方利益的難以撼動。從2003年開始，中國各地陸續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而1990年代初，那個時候以村甚至鎮為單位，農民們能夠“成建制”地流入城市中的外資企業打工，是樁收入高而求之不容易的事情，但10年過去了，東南沿海的進城務工者收入幾乎沒有明顯增加，區區500元-800元的月工資，需要忍受在城市生活的漂泊孤寂、惡劣的勞動環境和突如其來的加班加點、無人照顧入學的子女。

　　在過去3年，中國進城務工者每年約有1.3億人，假定他們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勞動保障較之正常狀態偏低每月200元，再假定他們漂流在茫茫城市中的250萬打工者子女沒有接受恰當的義務教育(這個每年收費至少在600元)，那么，由于勞動力價格的過度競爭定價，與企業商品的市場化定價，以損失一代人的健康、養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為代價的，大小企業主們每年攫取了410億元“人口紅利”。

　　“新雙軌制”的第四層含義，也許不太恰當，是國有企業作為“要素組合”的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有的國有企業插了草標到資本市場上市了，但卻既沒有創造恰當的價值，同時使得其他的所有者在國有股東面前像一陣輕煙。有的國有企業未插草標，轉眼間卻已是換了主人，走了工人。

　　如何到達改革彼岸？

　　中國經濟改革正在不斷深化之際，在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已再次明確提出了要“以人為本”，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這給我們警惕“雙軌制”復歸創造了條件，新雙軌制暴露出來的問題，在于它是以套取已經市場化的商品價格體系，和尚未市場化的要素價格體系之間的巨大利益而寄生著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斷自我強化的過程。從這一輪宏觀調控來看，所針對的問題恰恰在于土地、資金等要素的價格扭曲。相信解決“新雙軌制”問題，以科學發展觀來推動要素價格體系市場化，是未來中國改革的攻堅戰。

　　(作者為中國改革基金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