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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預言家們事先預測的那樣，熊德明轟轟烈烈的溫州討薪之行，以高開低走、虎頭蛇尾而告終。她不僅沒有整體解決重慶民工的矽肺病賠償和欠薪問題，而且還背上了“僅為親屬討薪”的惡名，甚至還要為“勝得利陶瓷公司”的關門停產、幾十名工人生活無著負責。因為公司董事長王景林表示，由于要賠付熊德明代為索賠的那個民工，股東們認為“企業不如干脆關門”。(《現代金報》)
在這場差不多是面向全國觀眾“現場直播”的維權中，當地有關部門和資方手腕的圓熟和老辣，熊德明及農民工的幼稚和拙樸，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前者在對其他民工的合理要求繼續拖延的同時，卻對背后有媒體支持的熊德明給予“特殊待遇”，頗為爽快地答應解決熊德明的表弟和另外兩個矽肺病民工的索賠問題———這是一顆有毒的果子，因為這種做法實際上是用非正義的方式給了熊德明以正義！急于求成的熊德明不知就里，接過來就匆匆吞下。結果當然就是她的形象被迅速抹黑了，“勝得利”的一位重慶民工就說：“熊德明說是給我們來維權的，結果只給她的兩個親戚討錢，反而害得我們失去經濟來源，我們的權益她怎么維護？”
熊德明這次討薪行動的最大失誤在于，沒有意識到她必須堅持這樣一條原則：要通過而且只能通過合法和透明的程序拿到賠償和欠薪！這一原則決定了她可以代表委托她的民工和有關部門及資方談判，達成一攬子的解決方案并公之于眾，也可以在當地法院提起訴訟，更可以通過新聞發布會來獲得輿論的支持和同情等等。如果她真的這樣做了，即便民工們不能立刻看到真金白銀，也雖敗猶榮，并為以后的維權行動奠定一個良好基礎。
這一原則同時也決定了，她最不能選擇的做法就是“幕后交易、個別解決”。但在對方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的高超手法誘導下，熊德明選擇的恰恰就是這個“最不能選擇的做法”。這樣一來，對方不但成功地使熊德明和媒體撲空，而且也成功地使熊德明的形象漫畫化，瓦解了熊德明和民工之間的信任。
熊德明溫州之行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她不僅沒有觸動潛規則，反而強化了潛規則。
經濟學有一種觀點認為，可以把市場經濟看作是一種“耦合秩序”，交易各方在這種秩序中按照規則博弈，勝負取決于各自的力量、運氣和技巧。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熊德明的失敗表明，她和她身后的農民工，與資方不僅力量對比嚴重不平衡，而且博弈的經驗和技巧也嚴重不平衡。熊德明的出現是農民工普遍處于弱勢的結果，熊德明的離去，也許會讓他們更加痛楚地意識到維權沒有捷徑，一切還要靠自己的成熟和努力———如果他們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么熊德明的討薪行動，就還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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