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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孫德宏
關于清欠，關于維權，我們有那么多的“條文規章”，有那么多的“相關部門”，有那么多的“專業人士”，何以總是“問題仍然嚴重”？又何以使得自知無能為力的“熊德明們”一次一次地“放棄社會正常投訴渠道”？難道這些問題真的只有總理過問才能得到解決嗎？
近一周多來，媒體上關于熊德明的新聞又連篇累牘，甚至整版整版地“糊”著。
這位一年多前一直默默無聞了幾十歲的農家婦女，在近一年多來，三次成了社會明星：一是去年10月，因為她向總理反映欠薪問題并獲得迅速解決而引起一場全國性的“清欠風暴”；二是出名后有太多的人請她幫討工錢，而她又無能為力，于是只能于今年3月也進城打工，幾個月后，自認“更適合養豬”而回鄉；第三次就是這一次，11月29日，她受鄉親重托前往溫州，為在那里打工而患上“矽肺”病，生活陷入困境卻又始終得不到廠里賠償的老鄉討說法———這一次熊德明之成為新聞，是因為其聲勢頗大的“名人民間維權”而客觀結果卻“甚不理想”……
認真想想，熊德明的三次“出名”之舉都頗多無奈，而且后兩次不僅無奈，還愈來愈尷尬。
對熊德明而言，進城打工是一種無奈；對大多明知一個農婦恐怕也無能為力而又求其討薪的民工而言，更多也只是一種內心的僥幸。因此，熊德明之無奈和求助者之僥幸，不僅反映了熊德明的尷尬，更反映了我們社會的尷尬———討薪之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目前勞動關系的不規范，和一些相關部門的失職、甚至瀆職所造成的。
這一次，對熊德明來說，情況似乎更為復雜更為艱難。
據《北京青年報》上周六的報道說，先是“碰面”：區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區政府的說明，“熊德明表示滿意，但她希望當地政府能夠就剩下的問題盡快作出答復”；接下來是“行動”：“一次解決不可能”，“熊給企業造成壓力”；然后是“受挫”：“老板不同意政府意見”，“律師稱老板沒誠意”；最后是“失蹤”：(熊德明)“到記者房間后突然大哭”，“離開賓館后斷絕聯系”……
上次的尷尬是討薪太難，此次的尷尬是維權太難。兩者的共同點都是為農民工之難。
我們注意到，關于熊德明的這一次，媒體比較關注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名人民間維權”的法理問題，這其中涉及她維權的“代理資格”是否“合法”、熊之方式“甚至可能誤導一些人放棄社會正常投訴渠道”等問題；二是因為熊不懂法，民工也不懂法，有關部門不會配合等原因，熊此次維權將無功而返———我們以為，這些當然都是問題，但實在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那么多人有“資格”，那么多人懂法，這問題不也并未得到較好的解決嗎？倘若那些既有資格又懂法的“部門”或人們能把這些問題解決好，一個普通農婦又何苦去做這種非己所長之難事？
我們以為，熊德明的這一次的尷尬，乃至“大哭”，所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應該是：我們確該真正深刻地反思一下我們在建立一個和諧的勞動關系，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和缺陷———關于清欠，關于維權，我們有那么多的“條文規章”，有那么多的“相關部門”，有那么多的“專業人士”，何以總是“問題仍然嚴重”？又何以使得自知無能為力的“熊德明們”一次一次地“放棄社會正常投訴渠道”？難道這些問題真的只有總理過問才能得到解決嗎？
熊德明一年來的無奈、尷尬、“大哭”，都經過了媒體“比較充分的報道”。應該說，我們見過許多名人或“準名人”們的炒作，但就熊德明而言，我們更傾向認為這是一個普通善良農婦的無奈之舉。惟其如此，我們才說，對農民工的工資問題、權益問題，無論如何要引起社會的極其高度重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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