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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為此，本報特邀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楊鳳春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和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業安,就政府和市場關系等問題展開探討。
第一財經日報：200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結束，怎么看我國政府經濟決策方式改革推進方向？
楊鳳春：中央之所以要經濟控制，是因為地方出現大量不負責任的現象。現在是，一旦地方自主決策過大就會追求短期效益和GDP最大化。中央對經濟工作作統一部署，進行行政管制。
何帆：目前我國各經濟決策部門各自為戰，導致信息和決策互不搭界，影響了效率。因此有個統一的經濟決策也是個現實的產物，再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形成一個傳統，任何決策都有個傳統，這使大家有個預期。
周業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本身可以向社會傳遞政府的想法；目前政府在制定價格和控制企業行為上還需要放開，企業完全可以自主制定價格和作出投資選擇。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明年的六項任務，在落實時要注意兩點：放開市場，和政府注意力轉到社會公正。
第一財經日報：具體說，國內經濟決策方式應如何改革？
楊鳳春：西方也有宏觀調控，但范圍有限而且更多不是政府權力機構來做，比如是由科研機構、咨詢機構來作出預測和提出意見。
何帆：經濟決策應該分權，分權有助于決策的信譽度。博弈論中有個定律：所有決策集中在一個單位和個人，會使得各方面因素影響決策過多，造成人們的預期不穩。而美國因為經濟決策分工明確，所以央行的貨幣政策信譽度就高。不過美國還有一個經濟委員會，它不作決策而是提供咨詢和溝通各部門的利益。中國缺乏這種部門。
第一財經日報：政府權力的合理邊界在哪里？
楊鳳春：總的來看，判斷一個政府的權力邊界有兩個標準：一是由選票機制所確定的權利、義務、責任問題，這個選票機制廣義理解包括選舉、聽證、質詢、民意調查、臨時動議等等；第二是法治的界限，現代政治社會中有些基石是不能逾越的，比如私有財產、公民權利等等。政府的權力邊界，雖然會具有地方性知識的特點，但不能逾越法治界限所確立的普適主義，“某時某地”只能是對具體政策有所限制。
周業安：政府的合理行為是：維護公平，比如養老醫療保險、收入均衡、社會保障等等；總供給培育，包括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提供公共產品，比如道路衛生設施建設、社區建設、提高居民生活質量而不是著力于GDP增長。
第一財經日報：具體到目前中國經濟現狀，這種邊界應當怎樣定義和理解？
何帆：投資過熱為什么不單單用利率？就是因為很多投資是政府行為，所以需要行政干預出面，但我們不能讓行政干預制度化。
楊鳳春：實際上目前的地方官員是在不太適當的行為邏輯下和指揮棒下(追求GDP增長率)的產物。對社會協調發展的綜合指標，官員還沒有很坦然地接受。雖然指揮棒有所變化但其他都是軟性指標，只有經濟指標是硬性的，而且與經濟指標是緊緊綁在一起的。地方官員們目前最關心的還是招商引資。為什么這么多官員跟著這個指揮棒跑？其實，很多事情官員們也懂，不是知識不夠或沒有判斷力。關鍵是，目前的干部管理的考核機制和任命機制存在著亞文化，使得官員們不是對公共事業負責，要轉換責任對象是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
何帆：具體來講，下一步我們應該做的是：一、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目前稅收不穩定、不明確；二、在行政體制上，對中央與地方關系權責進一步厘清，目前地方政府分層太多，應減少層次。還有中央各部委的權力配置應按效率原則加以合理分工；三、從外部環境看，利率應市場化，能夠讓稅收、利率等宏觀調控工具發揮作用。
周業安：政府重大投資項目應交人大表決，人大是財政預決算的審批機關。如果不通過上述機制，政府投資失誤就得自己來承擔。現在人大只是在年初開會進行總預決算。目前政府要收緊口袋，一個可行的切入點是應以公共財政建設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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