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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法治框架下，金融監管才是可能的。越來越多的金融監管機構已經認識到這個道理，比如，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11月21日閉幕的“中國國際金融論壇”上就高調指出，建立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讓金融機構穩健經營，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治本之道。
欲行法治———或者官員們更喜歡的“法制”，當然需要法律法規。不幸的是，如果仔細考察目前管制金融活動的種種法律法規，很可能會形成一個悲觀的想法：依照這樣的法
律法規，再加上以行政性處罰為主的監管模式，恐怕不足以形成法治下的金融市場秩序。
比如，翻遍各種金融管理法規以及民事法規，似乎找不到關于民間流行的種種金融形態的法規，最典型的是盛行于民間的“合法”(標會、錢會)。相反，法律所規范的，大都是來源于西方的所謂現代的金融形態。當然，這些金融機構也必須獲得監管部門的審批、審核，才能夠獲準運營。
這些法規當然完全是必要的。由于來自西方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商業模式，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人民、至少是人民之中某些群體的生活和商業活動中。因此，民商事法律相應地吸納與此相適應的西方法律規則、學說，是完全恰當的。因為中國已經有了現代的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因此，當然需要相應的法律法規。
然而，這些并不是中國現實所存在的金融活動的全部。在這些現代化的金融形態之外，也存在著大量源遠流長的本土金融形態。這些金融活動廣泛地影響著普通人的生活和商業，遺憾的是，這方面的活動卻幾乎沒有正式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當代中國的金融法規，其實只是調整那些西方化(起碼被認為、被希望是西方化)的金融機構的法規；而大量民法規則，也只是調整那些立法者認為比較“現代”的關系和事務。
話說回來，即使沒有國家的立法來進行規范，大體上，民間的金融交易活動也可以比較順暢地進行。既然它們已經具有數百年的歷史，自然也就自發地形成了足夠完善的交易規則體系，這些規則詳盡規定了當事人的權利、責任。而在相對封閉的社區中，也有比較有效的規則執行體系。
但是，中國的法律制度基本上走的是歐陸路線。在古代中國，同時兼任司法官的七品芝麻官需對地方的和平秩序承擔全部責任，因而，任何糾紛，即使法無明文規定，也需受理，而他在審理民間金融活動所引起的糾紛時，自然會按照民間自發形成的規則作出裁決，從而以國家權威執行民間規則，對權利的損害提供及時的救濟。然而，根據當下的法律原則，法官只能機械地適用既有之國家立法，凡國家法典中沒有明文規定的法律爭議，法院即可拒絕受理。民間金融活動所引起的糾紛，通常難以得到司法救濟，這些活動也就成了一個法外世界。
更有甚者，具有強烈行政色彩的各金融監管部門，基本上信仰法無明文允許即不可為的觀念，因而，對于法律未認可的非“現代”的、民間自發形成的金融形態，再三予以打擊、摧毀。其結果則是，民間金融參與者的預期被打亂，機會主義盛行。當事人對于傳統規則的信仰之心被摧毀，運行了幾百年的金融制度日趨粗鄙化。反過來，這又成了監管部門再度打擊的絕好理由。
立法片面追求現代化而故意遺漏民間自發的金融交易制度，司法機構對民間金融引發的糾紛不予受理，監管機構對自發的金融活動一味進行打擊，所有這些組成一個合乎邏輯的現代化導向的管制體系，它的背后，則是盛行了百年的“現代化崇拜癥”：只要是現代的，就是好的，而傳統的就是落后的，因而必須予以摧毀。
而且，患有現代化崇拜癥的人們還有一種致命的自負，他們相信，可以通過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使整個社會以現代化為標準走向整齊劃一。既然現代的金融形態是好的，那么，在這個國家，就只應存在現代金融形態。最近北京發生的一件小事就是一個象征：在作為這個城市國際化、現代化象征的金融街上，有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如今它正在被拆除，原因很簡單：既然是金融街，怎么能夠有傳統的四合院呢？(作者為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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