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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章深
11月30日，廣東某地級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廣州一所醫院內開庭，對正在該院接受救治的被告人江永控涉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一案進行審理。據悉，法院超出審判管轄地域，在刑事被告人所在醫院開庭尚屬全國罕見。有人稱贊這種審判方式體現了人性化，但筆者不能茍同。
如果法院認為被告確實有病，應該對其目前是否適宜受審作出評估：體力可否支持，精神能否承受。被告人律師認為，如果拉回幾百公里外的地方受審，途中容易出現意外，被告人身體未必能夠支撐。如果這些陳述屬實，比較人性化的方式不是把法庭送到醫院，而是推遲審判。
因病推遲審判的做法在國內外都很流行。印尼前總統蘇哈托涉嫌貪污被起訴。開審時間曾因蘇哈托身體虛弱，不能到庭受審而推遲了兩周。海牙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因前南斯拉夫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的健康原因，將最初定于今年4月開始的審判的辯護階段接連推遲了5次。
據報道，被告江永控患的是傳染病，住的是感染內科，因此“參加審判的人員均戴了口罩”。傳染病患者必須進行隔離治療，防止傳染給別人。把法庭搬進細菌、病毒高度集中的傳染科，對于參加案件審理的法官、控方、雙方代理人、證人，以及其他各類輔助人員恐怕都是很不人性化的。
我不懷疑該法院決策者的善意，但執法者便民利民行為必須依據法律授權。《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就法院可否在管轄區域之外設置法庭作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八十一條指出：“在審判過程中，自訴人或者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嚴重疾病，以及案件起訴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脫逃，致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中止審理。”根據這個規定，被告人因患嚴重疾病，涉及他的案件應當推遲審理。
法庭審理案件應該提高效率，不能不計成本地濫用人力財力。為了一個案子一大批人長途往返，肯定增加了法院人力財力的緊張；即使人力財力充沛有余，也不應該如此浪費。
法庭應該是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地方，這同法庭所傳達的理念有關：莊嚴的法庭，既提醒法官時刻想到肩負的使命，又提醒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因此，體貼入微、關懷備至的服務不是法庭的特點。為了遷就一個犯罪嫌疑人而把法庭搬到醫院，把法院等同于商鋪，把法庭和法官等同于上門送貨、上門維修的商鋪職員和維修工，這種方式至少在形式上與法庭的形象格格不入。
《憲法》已經提出建設法治國家的任務，就是要求實現人治到法治的轉變。法治就是依法治國，在法庭中就表現為依法審判。審理案件時，法律的明文規定應該嚴格遵守；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事項應該從法律原則出發進行推論，法官的主觀偏好、社會輿論、對后果的功利主義判斷等等，都不能作為審判的依據。法律是預先公布的行為規則，人們可以據此判斷行為的后果，作出清醒選擇。如果法官斷案可以不(完全)依照法律，實際上就是破壞了法律的權威，使人們忽視和不遵從法律。因此，如果法官真誠地認為某人值得同情而作出偏袒此人的判決，盡管他很“人性化”，但他是在用人治取代法治、在違反職業操守、在破壞法律。
許多年以來，“人性化”這一詞匯廣為流行。據說司法界是“人性化”喊聲最大的兩個領域之一。依本人之見，“人性化”作為對僵化的教條主義，對司法界存在的不人道、侮辱人格等行為(如刑訊逼供)的糾正，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但司法界運用“人性化”思維應當十分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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