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四倍／文
長期從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顧嚴和楊宜勇兩位專家透露了他們的最新研究結論，“今年農民增收較快，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城鎮居民高收入組的收入增長顯著快于低收入組，最富有的10%家庭與最貧窮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將超過8倍，有六成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不到平均水平。”
城鎮居民高收入組的收入增長顯著快于低收入組，最富有的10%家庭與最貧窮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將超過8倍，說明了什么，又會對轉型期的社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筆者以為，最富有的10%家庭與最貧窮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將超過8倍所導致居民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很容易對整個社會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是對社會公正的極大傷害。在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群體貧富分化日益明顯，階層差距日益加大，社會分層的加速和貧富懸殊的拉大不可避免地導致相對剝奪感的增加。客觀地說，我國絕大多數人從改革開放中或多或少地獲得了好處，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地提高，然而很多人卻總覺得自己和別人相比吃了虧。這種現象的出現雖然與人們主觀上的認知偏差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定勢有關，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上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和不平等競爭。
相對剝奪感是個體將自己的地位與其他類別地位的人做了對比后所產生的一種情緒體驗。也就是說，當個人把自己的情況與那些被他認為在其參考群體中占優勢的人相比時，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消除公眾的相對剝奪感，尤其要注意到弱勢群體產生的相對剝奪感。由于弱勢群體的生活日益貧困化，同時也由于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而造成的弱勢群體相對剝奪感的不斷增強，使他們最先也最強烈地感受到了社會改革和社會發展的成本與代價。又由于弱勢群體的經濟承受力低、風險抵御力弱，于是，在弱勢群體這一龐大的隊伍中就蘊藏了巨大的社會風險隱患，極易成為社會動蕩的“火藥桶”。美國學者亨廷頓也認為，如果不能在消除社會絕對貧困的同時，逐步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那么這種“相對剝奪感”也容易使人傾向于暴力。
“有六成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不到平均水平”，就說明了弱勢群體實際生活困難，這極易讓個體把自己的弱勢地位和社會因素聯系起來，感到自身利益相對受損，具有強烈的社會分配不公正、不公平感以及相對剝奪感和社會不滿感，而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全社會的代表，自然會成為社會弱者的相對剝奪感、分配不公感以及對立情緒、逆反心理和群體意識的發泄對象。轉型時期少數人的非法暴富、某些官員的“灰色收入”等問題，也會使部分群眾發生誤解。一旦社會失去公正，必然造成社會心理失衡，因此，政府應當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協調社會矛盾，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對弱勢群體提供社會支持和社會保護，建立對弱勢群體的支持機制。
社會公正是人類崇尚和追求的基本信念之一，也是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因素。一個政府如何選擇自己的公共政策，選擇什么樣的公共政策來干預社會生活，直接關系到該社會中種種矛盾、沖突的解決以及社會結構的調整，從而也直接影響該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認清城鄉收入差距全球最高背后的問題，解決好公眾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問題，實質上就是能否有效地解決弱勢群體的社會保護和社會支持問題，能否使他們能夠過上體面生活的問題。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