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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民營企業創維集團，成為連日來的最大新聞熱點。包括其董事長(創維數碼董事局主席)黃宏生在內的數名管理高層與財務總監，11月30日被香港廉政公署傳訊調查。雖然創維集團多次表態對于事態發展尚不清楚，但從媒體透露的訊息可以大概知道，此番禍起，主要是2000年創維以“創維數碼”尋求在香港上市之時，涉嫌聘請外部會計師制造假賬，報高該公司當時的財務狀況。具體的情形究竟怎樣，也許要等到黃宏生等人“配合”香港廉署完成階段性調查之后才會揭曉。但同樣又是一個知名的民營企業家遭遇涉嫌經濟犯罪的大名目，
引發的討論與反思卻足以因此再重提一次。
從2001年開始，隨著形形色色內地富豪榜的出臺，作為榜中的主力，內地的民營企業家日益獲得一種財富創造者與擁有者的身份認同。但幾乎也是在同時，一系列的“富豪現象”隨之形成規模，最為媒體與市井所關注的，正是如同多米諾骨牌接踵而倒的“問題富豪落馬”效應。與此相關的名單，四年來已經洋洋灑灑：大午農牧集團孫大午、誠成文化劉波、金正集團萬平、歐亞集團楊斌、江蘇宜興蔣泉龍、政華集團吳志劍、恒隆集團陳啟宗、愛多集團胡志標、鐵本鋼鐵戴國芳，更勿論名氣大得可以攪動全國風雨的劉曉慶、周正毅、賴昌星……當然，這其中存在別有內情的個案，也有稱不上民營企業家之號而只是專長于錢權交易所以一夜暴富的流氓，但這遠未窮盡列舉的名榜，終究顯示出內地一大批民營企業家淪陷在了這樣一個泥沼之中——不合法致富，便無法安全致富。
事實上，這樣的一番連續局面，似乎是不得不讓民眾對部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因此受到大折損。2003年無疑正是這樣一個艱難年份。而元氣尚未恢復，今年6月曝光出來的福建民企遠東制藥香港上市造假，以及這一次創維數碼也同樣涉嫌在海外資本市場欺詐，無疑更進一步地令內地民營經濟的信譽指數在海內外再受頓挫。因此值得追問的是，在落馬之前，是什么讓他們紛紛鋌而走險。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社會學家李強教授提出，應當重視民營企業家經濟罪犯的社會背景——正處于制度轉型、社會轉軌時期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們，事實上也正處于整個社會違規、違法現象激增的“社會失范”主題之下，一如底層叫賣假文憑、私刻公章、販賣假發票等現象頻發，投射到富有階層，便有部分民營企業家的經濟犯罪。
這樣的一個制度轉型、社會失范的大背景，可以引導我們從兩個角度來反思少數民營企業家“鋌而走險”的緣由：第一，這些“險”是不是非得“鋌而走”之不可？換言之，是不是合法而行便難以致富？第二，這種種“鋌而走”之的非法道路，在轉型期的中國內地，究竟有多險？或者說，在民營企業家的能量之下，究竟算不算得上是險路？
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一個逐漸允許私人創造財富、擁有財富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卻又要在公有體制的慣性與強勢政府深度介入的二元結構下行進，能夠正確、合理、有效規范私營經濟與民營企業家的經濟秩序和法制設計，并未一步到位，其間可被鉆營的漏洞與灰色區域長期大量存在。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法治秩序的缺位之下，必然會有一種潛規則的秩序來替補。對許多民營企業家而言，本質上就是一個在非公開、不明朗、缺少穩定預期的社會環境與市場環境下急功近利地攫取“第一桶金”。而潛規則之下，錢權置換、人際經營成為關鍵準則，也令一些民營企業家被迫選擇了黑箱操作——這其中顯然也提供了一整套幫助民營企業主“化險為夷”的機制。這種局面導致的一個惡果，是那個年代發家起步的民營富翁，部分人有一種愿意“鋌而走險”的動力與習慣。
創維數碼的涉嫌做假賬與遠東制藥的經濟詐騙，令人更要一凜的，顯然正是少數內地民營企業一種在灰色潛規則下的生存習慣與方式，無所顧忌地試圖“闖關”經濟市場，而在法治規范嚴密有效的香港穿幫落馬。事實上，這也正是內地需要快馬加鞭補救制度的關鍵--只有健全有效的制度成型，讓有穩定預期的合法致富成為可能，成為唯一，民營企業家的落馬事件才不會一再成批上演。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近兩年來一批民營富豪的落馬，也許正標志著中國內地氣候的轉變，標志著中國改革內容的遞進，標志著一個合法致富成全安全致富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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