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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
現代市場經濟的特點是以市場調節為主，國家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種方式干預經濟。政府的干預既影響整體經濟的運行，也影響企業的決策與運行。因此，政府行為是企業決策與運行的外部約束條件，而且，這種約束是強制性的，我們稱為“硬約束”。
政府的行為也許會有錯誤，也許會限制企業的自由，但總體上說對整個經濟和企業的運行是有積極作用的。作為一個企業只想提高自己的效率，實現利潤最大化并不錯。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之下，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會使社會福利增加。但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逐漸認識到，企業利潤最大化與社會福利增加并不總是自發地一致的。或者說，市場機制并不是萬能的或十全十美的。現實中存在著市場失靈。市場失靈是指僅僅依靠市場調節并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
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一是市場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物品。這就是說，市場在提供私人物品時是有效的，但在提供充分的公共物品時是無效的。私人物品指個人消費者物品，在消費中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要消費私人物品必須購買。企業生產這種物品可以獲利。價格的調節可以自發地使供求實現平衡，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公共物品指集體消費的物品，在消費中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消費公共物品不必購買，可以搭便車(即免費消費)。這樣，企業就無法通過直接生產與銷售公共物品獲利，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給必定小于社會需求。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公共物品，如國防、基礎教育、基礎設施等是必不可少的，充分的公共物品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這就需要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或者由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買者。
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二是外部效應的存在。外部效應指生產活動時與該活動無關的第三者的影響。當不存在外部效應時，企業生產的邊際私人利益和邊際私人成本與整個社會的邊際社會利益和邊際社會成本是一致的，企業的生產活動增加了社會福利。但當存在外部效應時，這兩者就不一致了。如果外部效應是正的(即給第三者帶來有利的影響)，邊際私人利益就小于邊際社會利益，說明這種活動不足。如果外部效應是負的(即給第三者帶來不利的影響)，邊際私人成本就小于邊際社會成本，說明這種活動過多了。這就是說，當沒有外部效應時，市場調節能使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與社會利益一致，但當存在外部效應時，這種一致性就不存在了。這就需要政府對那些帶來正外部效應的企業活動給予支持，對那些帶來負外部效應的企業活動進行限制。
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三是壟斷的存在。市場機制的作用在完全競爭之下才能得以實現。市場經濟開始時競爭是較為充分的，但在競爭過程中形成了大企業。這些大企業的出現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但也引起了壟斷。壟斷的出現破壞了競爭。這就使市場機制的作用受到了限制。而且，市場機制無法消除壟斷，因此就需要政府用行政的力量來限制壟斷。
市場經濟實行按貢獻分配的原則。由于個人能力、努力程度和機遇的不同，也就會出現貧富對立。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違背了社會公正的原則，而且也會引起社會動亂，對整個社會不利。作為社會利益代表的政府應該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實現某種程序的平等。政府不僅追求效率，還要追求平等。這就需要政府運用收入再分配政策，使收入不平等保持在社會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使許多經濟學家認識到，僅僅依靠市場機制不僅會產生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而且會引起經濟中周期性的波動。繁榮和蕭條的交替成為市場經濟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引起整體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只有政府對整體經濟進行調節才能減緩經濟波動的程度，使經濟大體上穩定。這就產生了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政策。二戰以后各國都運用了宏觀經濟政策來調節經濟。盡管在運用宏觀經濟政策中各國政府都出現過不同程度的失誤，有時甚至加劇了經濟的不穩定，但總體來看，對經濟穩定所起的作用還是利大于弊。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了整個經濟的運行，也影響企業的決策。
政府的這些政策行為無論正確還是錯誤，都是一個企業無法改變的，是企業決策和運行的硬約束。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說，人只能適應環境，而不能改造環境。一個好的企業要善于適應政府的行為，在這種不可改變的制約條件下作出最好的決策。從這種意義上說，企業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是極為重要的。要處理好政府的關系就必須了解政府如何干預經濟，學會利用政府的行為發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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