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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周報》11月24日報道，株洲工學院教授黃堅勇在1999年4月因涉嫌嫖娼，被警方處罰了5000元的“贊助款”。在黃教授不斷申訴、公安局承認此事不能認定的情況下，上級紀檢部門仍然于2003年做出了開除其黨籍、免除行政職務和教授職稱的決定。其后，公安局當面道歉并退回全部“贊助款”，黃的黨籍、職務、職稱卻至今也沒有恢復。
復旦“教授嫖娼”事件和株洲工學院“教授嫖娼”事件性質似乎完全不同，但其過程
卻有驚人相似之處，反映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是警方在這兩起案件中的執法程序。黃堅勇是在1999年4月被警方帶走的，而警方所認定的嫖娼行為發生在1998年10月下旬；同樣，在陸教授事件中，當事人的聲明也表明，警方并沒有如其所宣稱的那樣“捉奸捉雙”，而是憑借小姐口供進行處罰，這時也已經事隔半年了。警方執法必須掌握真憑實據，否則就會濫用權力，從而造成對公民權益的恣意侵犯。而眾所周知，對嫖娼這樣的私密性很強的違法行為，要掌握證據并不容易。黃教授被帶進公安局之后，并不承認自己嫖娼，辦案人員說：“到這里來的沒有不交錢就能出去的”、“沒事的，承認后交點錢就可以出去了”。正是受到警方的拘押、威脅和誘導，他才被迫承認嫖娼。陸教授也認為他與警方“對錯誤的理解不同”，是出于對事件“嚴重性的疏忽”和警方保密的承諾才招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陸德明與黃堅勇一樣，也是執法侵權中的受害人。
其次是處罰爭議。在兩起事件中，當事人都受到了嚴厲的處罰。然而，同樣是嫖娼行為，當事人所要承擔的后果可能有著天壤之別：如果警方對此事保密，當事人可能只需要付出并不算高昂的黨政考察團成本；如果警方通報出去，當事人則要承擔巨大的道德風險。而這完全取決于警方的意愿。很多人之所以同情陸德明，就是因為一些腐敗的政府官員能夠“安全”嫖娼。這不只是政府官員的腐敗，同時也是執法機關的腐敗。對嫖娼等行為的處罰，在一些地方已經異化為執法機關的“創收”途徑。
人們在討論中還忽視了一點，公開對嫖娼者的處罰會對其家人帶來傷害。不錯，這種傷害是違法者自我行為不檢點造成的，我們完全有理由要求他們自我約束。但無論如何，執法機關必須考慮某些因素，盡量避免給其他人造成傷害。
鑒于此，我認為，對嫖娼等行為的處罰，必須有一個明確具體的規定：一是事實的認定必須清楚，絕對禁止以口供為證據追加處罰；二是公開還是保密的問題，必須有標準。這涉及個人的權利問題，執法機關、媒體和公眾都應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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