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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臨一個困局：我們要用西方人——包括其個人的高收入和龐大的國家醫療保障體系——才享受得起的藥品和技術，來給收入只有西方人一個零頭的中國人、尤其是農村患者治病
新聞媒體經常給人們提供一些悲情故事：農民或城市平民生了病，但是沒錢去醫院看病或住院，只有等待死亡。
確實，疾病往往是威脅沒有國家醫療保障的普通民眾平靜生活的主要因素。家里一個人得一場大病，常常會使一個農民家庭陷入絕對貧困之中。人們因而視患病為畏途。
這樣的故事現在得到了權威數據的支持。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調查顯示，從1993年到2003年這十年間，城鄉居民的兩周就診率從1993年的17%下降到2003年的13.4%，城鄉兩周患病未及時就診的比例也近五成，達到49%。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經濟困難，其比例在城市和農村中分別為36%和39%。住院者中，也有43.3%的人是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是因為經濟困難。
一方面是大量人口的經濟狀態無法應付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挑戰，另一方面則是醫療費用快速上漲。調查顯示，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城鄉合計年人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兩者分別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就已經升到了75元和2233元。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使大量低收入人口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收入，從而具備承受治療疾病費用的能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不管是商業性的，還是社會福利性質的，在目前的中國，也是不現實的。光是城市部分人口的醫療保障，其財政狀況已經千瘡百孔，幾乎無法維持，遑論擴展至農村？
當然，一些基礎性的醫療保險可以逐步推進。但在此之前，可能還需要設想一些比較現實的辦法。
以農村為例。根據報道，從明年起，國家將投入12億元，建立發達地區醫院與中西部地區鄉鎮的對口援助機制，引導城市醫院的醫生到鄉鎮去服務，從而解決中西部地區農村“看病難”的問題。這樣的政策當然會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其實，政府還可以拿出一筆錢，培養農民可以看得起的醫生。
很多農民不去正規醫院看病，但并不意味著他們不看病，只是他們可能去找本村的個體醫生，這些醫生多數可能屬于無照行醫。他們的水平無疑低于正規醫院的醫生，但他們是農民可以請得起的醫生。水平雖低，但總會強于農民自己隨便吃點藥。他們給農民開藥，也不會像有些大醫院的大夫那樣一開一大堆，且專找昂貴的藥物，相反，他們會開一些農民買得起的、分量也剛好的藥。
如果政府以現實的態度改善農村的醫療條件，那么，可以嘗試撥出一定經費，對這些個體醫生進行短期免費培訓，讓他們到醫學院或城市大醫院學習、進修，提高診療水平。跟大學生不同，他們水平提高后，仍會回到農村。
在城市，政府可以考慮制定創新性的政策，鼓勵年輕醫生在正規醫院之外開辦私人診所 當然不是貴族化的私人診所，而是面向普通市民的私人診所。
近些年來門診費用之所以不斷提高，一個根本原因是官辦大型醫院面對財政經費縮減的窘境，只好以醫養藥，醫生的一個重要責任變成向患者強行出售藥品。
要降低門診費用，就必須實行醫藥分離。但醫院不開藥房，似乎對患者也不大方便。因此，醫藥分離的另一個方面，應當是發展不負責出售藥品、或者只出售少量常用藥品的私人診所。
這一點常常被人們忽視。對于城鄉居民兩周就診率在近十年間下降，我們可能不必過于悲憤，因為，大多數疾病，去不去醫院就診，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一般頭疼腦熱的，只要人們具有一定醫藥知識，就可以自行購藥解決。當然，如果有一些扎根于社區的私人診所提供廉價的診療服務，那就可以使大多數人得到必要的專業診斷。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人們患了一般疾病，也未必去費用昂貴的大醫院。
上述設想未必完全切合實際。但不管怎樣，我們可能需要轉變觀念。大量普通民眾之所以不敢去醫院看病，是因為醫院費用居高不下，而這樣的局面，可能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我們面臨一個困局：我們要用西方人——包括其個人的高收入和龐大的國家醫療保障體系——才享受得起的藥品和技術，來給收入只有西方人一個零頭的中國人、尤其是農村患者治病。
在這種情況下 人民收入低下、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發展再多大型現代化醫院，未必能夠解除疾病給大多數人帶來的痛苦。相反，這方面的投資越多，政府醫療資源分配越會趨于不公平。因為昂貴的技術和藥品，只有城市的有權者和有錢者才享用得起。城鄉居民到醫院就診的比例下降，也許跟醫院的現代化水平提高不無關系。
我們需要走出一味追求醫療現代化的迷思。衛生決策部門需要直面社會中已經初步形成的與農民或城市平民收入水平相適應的醫療模式，承認這個現實，給予必要的扶助，從而摸索出一個讓普通中國人負擔得起的醫療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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