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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政府將支付至少3萬元補償金鼓勵公務員自動辭職。對此，《新京報》發表社論認為，這是完善公務員退出機制的有益探索，客觀上擴大了“出口”的力度，有利于公務員隊伍建設。
依靠辭職補償金之類的鼓勵措施，能否打開公務員退出“瓶頸”？這里，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一，制度的建立是否公平合理；二，實施結果如何？
員工主動辭職(或被辭退)時，將獲得一定程度的補償———這是不少企業的規定。相比于其他職業，公務員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由財政供養的崗位，這就決定了不管是公務員的薪金待遇，還是其辭職創業應獲的補償，都不應該由政府，而應是由納稅人決定———公務員辭職補償金的來源，只可能是財政撥款，這筆支出該不該給，該給多少，不是政府部門能自己說了算的。作為納稅人，有權追問這筆支出的合理性。目前的現狀是，納稅人在購買公共服務時，并沒有多少決定權。所以，辭職補償金制度的出臺，也就成了政府單方面的行為，其合理性必然受到質疑。
公務員退出制度的建立，為的是提升公務員的服務質量，給稱職者以鼓勵，淘汰不合格者。實現這一目的，補償金能起的作用有限。過去3年里，武漢市共辭退公務員77名，而受到紀律處分者(353人)和年度考核不稱職者(197人)共計550名。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不稱職的公務員和受處分者依然在崗。在這種情況下推行辭職補償金，或者鼓勵公務員提前退休，有可能達不到優勝劣汰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情況下，因為政府官員有時擁有足以影響市場的權力，鼓勵公務員自愿辭職領辦、創辦、租賃企業，有可能導致權力尋租的擴展和“期權力”的泛濫。
一個政府官員可以在瞬間失去某個職位，但其長期在權力結構中經營所獲得的社會資源并不因此而完全消失。由于權力左右著市場的崛起和成長，所以，曾經擁有權力的官員，完全可能憑借手中的社會資源獲得經濟回報。這些由權力所帶來的可能，已經嚴重影響著社會公正的實現。在這樣的社會現實面前，給公務員以補償金，鼓勵他們辭職辦企業，絕非明智之舉。
□江城子(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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