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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青年報》刊登了海淀區衛生局有關人士就“黑心棉”消毒紙巾事件的回應。她指出，“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一次性消毒紙巾的衛生監管存在兩大難題，一是缺少相應處罰辦法，二是缺少具體的檢測方法。”接著，她詳細講了執法過程中的尷尬局面，“對于餐館使用的一次性消毒紙巾，區衛生監督部門的監管辦法就是索證，檢查商家使用的餐巾紙是否有產品衛生許可證，但如果商家拿不出相應的證明，執法人員也無法對其進行查處，因為法規中沒有這方面的具體罰則。”在生產廠家方面，有關文件雖然對消毒紙巾有明確的規
定但卻缺少具體標準，比如，“檢測報告都包括哪些項目，證明材料的內容怎么寫，微生物監控怎么做”等等。總之按該人士的說法主要的問題出在相關規定不健全上，而不是行政機關的執法疏漏。
但這樣的解釋卻不能讓人滿意。首先，法規雖然沒有規定商家使用的餐巾紙沒有產品衛生許可證的具體罰則，但執法人員也不能因此而毫無作為，至少其應該讓商家停止使用，這一對法律后果的自由裁量權于法于理并無不合之處。行政機關并不是法律的自動售貨機，它應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在不違背法律的一般原則的條件下，適當填補法律的漏洞。
當然這種填補應遵循法律優先與法律保留原則，不能形成對立法權的僭越；同時應接受司法的審查。在查處一次性紙巾的情況下，讓商家停止使用沒有衛生許可證的餐巾紙，并不是什么不能越雷池一步的事情。行政機關為何顯得如此拘泥于法律呢？
第二，法規中沒有規定具體的操作辦法也不是行政機關不作為的理由。因為法律法規要保持其普遍適用性和對社會變化的適應性，必須保持適當的抽象性，其不可能將所有的事情規定得面面俱到。況且有很多東西要留給行政機關運用其專業判斷，確定具體的適用規則。黑心棉一次性紙巾是否屬于這種情形，我想答案應是肯定的。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本應利用其專業知識具體確定應檢驗的項目，具體落實法律的規定。
而不是以法律沒有更詳細的規定為借口推脫責任。換言之，“檢測報告都包括哪些項目，證明材料的內容怎么寫，微生物監控怎么做”本不是問題。
行政機關執法過程中存在疏漏本不可避免，關鍵是發現問題之后能盡快改正，填補執法過程中的漏洞，盡量實現法律的目的。
如果總是把責任全部推到一些客觀因素上，而不認真反思主觀能動性的不足，這是不太可取的。畢竟，法律不健全不應成為執法疏漏的擋箭牌！
□周彬彬(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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