縹緲：匯率問題不簡單 把人民幣的竹竿順過來

　　縹緲

　　自央行升息以來，關于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爭議極多，外界是在壓中國人民幣升值，國內的主流觀點是不升。這個問題相當復雜，事實上，很多參與討論的人，其實也不了解此問題的由來。筆者認為，由于在海外“遠期交易”的人民幣價格近期的“升幅”驚人，所以，根本不是簡單的匯率問題。

　　從實戰角度說，這本來是一個“拿著竹竿出不了城門”的問題，因此，人民幣的幣值是否“調高”就成為一個全球關注的焦點。

　　匯率問題不簡單

　　首先，我們要把“竹竿”順過來。

　　馬克思有一句很著名的話：“貨幣是經濟運行的第一推動力”，延伸到今天，似乎也可以概括為，建立在全球化資本市場基礎上的“現代金融是現代經濟的第一推動力”。

　　經濟發展是我國當前的重中之重，所以，請大家還是先關注一下銀行的利率，因為關注利率就是關注貨幣的總量與規模，也就是關注經濟發展的動力強弱。匯率當然也很重要，但因為匯率只是“貿易桌”上的一個定價價格，這個問題說到底，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它更多地是一個發展戰略問題，一個國際政治問題，而不是金融問題；因為，一切經濟資源的爭奪，都不能脫離貨幣資源(資本)的爭奪。

　　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利率理論的研究階段，我們對金融制度非常重視，尤其重視對資本主義國家匯率理論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學界開始越來越多地研究匯率理論的問題，特別是資產的定價、風險的評估，以及高度市場化狀態中的貨幣體系與結構。

　　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進入蓬勃發展的時期，這與當時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金融領域大規模創新活動有著密切聯系，否則也不會有今天中國的發展與強盛。在這里，理論和實踐是高度相關的。從實體經濟運行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資本市場構造了經濟運行的新基礎、新平臺。這個新基礎、新平臺的出現，意味著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和運行軌跡都要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外匯，由此進入國家儲備，中國也由一個不承認“外幣”流通權力的國家，進而發展到現在“坐擁”5145億美元外儲的投資大國，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

　　改革開放以前，國內的經濟運行規律比較清楚，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也相對穩定，一切都是在國門內進行計劃。開放以后，特別是當國際貿易成為了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基礎之后，很多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有所改變，它們之間需要有轉換的變量，我們不但需要內部貨幣，也需要外部通用貨幣了。

　　所以，我國經濟發展推動力，沿著“商品價格——資金價格(即利率)——資產價格(匯率)”這樣的軸心前進著。匯率的作用不可掉以輕心。我們應該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脈絡中，把握當前關于人民幣匯率的種種爭議與分歧，同時也要奉勸投機者——如果沒有真實的貿易背景、不收購人民幣“資產”、不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卻想進場以售匯來“賭”人民幣必將升值的人，需要小心一些。

　　貨幣投機是常態

　　人民幣升值問題是我國改革所遇到的特例嗎？當然不是。因為今年以來，國際游資對于原油、重金屬、商品貨幣，有過多次比較成功的大規模炒作。只是在間歇之中，才有少量資金“揮師”亞洲市場，而其準備“狙擊”的目標有兩個：其一是人民幣升值，其二是日本及東亞(包括我國)的外匯儲備資源。

　　由于世界交易系統與資本市場的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交易品種多元化，這正是市場交易體系變化的必然反映——任何貨幣都有可能成為交易的對象，并且由此而產生國家與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目標發生變化。

　　事實上，這種投機交易對象的選擇極其正規，形式也比較規范，我們不能對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不能完全沿用原有的“匯兌流程”來應付完全是以投機為目的而流入中國的外幣、更不能完全不考慮按照短期流通的變量，硬把竹竿“橫”在“城門口”。

　　由于我國實行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實際上則是以盯住美元為“實質”的國家管制制度，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由于我國生產力的價格很低，形成了沖擊性的流通體系、貿易體系。如果放開，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對于今后兩國關系的影響自不必說)，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無論你讓誰來說，人民幣所對應的“購買力”，都太高了。

　　眾所周知，流動性乃是貨幣的第一天性。國家要強盛，根本上應依賴于本土物質財富的消費與增長，從來沒有守著“錢”過日子的富國、強國。美國常年保持外匯逆差、高額貿易赤字，“一架飛機”卻換中國“一億條褲子”，并以此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

　　那么，如何才能把人民幣的“竹竿”順過來呢？對此，我們必須面對兩個問題：首先必須確認，美元在未來會不會持續貶值？這顯然并非懸念；其次，如果美元在未來持續貶值，推高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就是“不可抗力”，否則，我們國家難免要面對貨幣投機流行、貨幣過剩的局面，彼時再開放貨幣市場，則將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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