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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11月15日的兩篇報道，我認為把它們合起來看很有意思。一篇是《中國經濟時報》報道，經濟學家周其仁近日在出席“2004中國IT年會”時表示：中國GDP今年或明年應該可以超過英國，2030年則可趕上美國。周還說，這個預測出自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這還不算最樂觀的。
另一位經濟學家張五常白紙黑字寫著，只要進一步堅持開放的政策，尤其是金融方面開放，18年后，中國的人均GDP就可以跟美國人叫板。另一篇是《北京娛樂信報》報道的，中華護理學會說，我國每千人只有1名護士，護士比例為世界倒數第3。不僅如此，目前我國醫院病床與護士的比例還是26年前制定的，按照1∶0.4配備。而就是這個26年前的標準，在實際護理中，能夠達到的醫院也只有10%左右。
一邊是頂級經濟學家看好中國的未來發展。當年設想的“超英趕美”如今實現一半了，另一半也指日可待；一邊卻是醫療衛生設施和人員的不足，社會進步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這使我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單看一邊可能會使我們得出錯誤的印象，只有把兩邊對照起來，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中國。
類似這種GDP增長與社會發展不相稱的事太多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每年都以近乎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就像一個吃了壯陽藥的人一樣，一直處于一種亢奮狀態，嚴重地透支著自己的身體———我們GDP的高速增長也是以透支資源、透支環境、透支信用、透支權力———一句話，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的。因此，這種透支一切的增長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有增長無發展，或者是跛足的發展。在這種發展模式下，GDP增長越快，對未來的破壞也就越大，經濟繁榮的結果，就是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普通民眾從改革發展中受益的程度越來越小，滑向現代社會邊緣的弱勢人群越來越多。
有數據表明，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在我國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這說明什么？說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成果被少數人過多地獲取了，說明盡管收入差距的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遏制。
誠然，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沒有增長，便沒有發展，從而也就沒有富裕。但是，什么是發展？必須看到，繁榮背后隱藏著很多社會問題。就拿“超英趕美”來說，從改革算起，我們花了20多年時間，付出了巨大代價，才勉強趕上英國；要趕上美國，還要在未來二三十年像現在這樣，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這可能嗎？我們還有更多的淮河可以污染嗎？還有更多的土地可以供貪官、大款們揮霍嗎？
在前述報道中，周其仁和張五常在談到趕超美國時都設置了前提條件。比如，周提到中國經濟發展今后將面臨4個挑戰，其中之一是權力在市場上占有很大的位置。他認為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不單經濟受影響，整個國家、社會能不能健康存在都成問題。但是，現在的關鍵，正是權力和權貴資本在主導著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社會和諧發展和良性運轉的基礎———公正嚴重缺失。貧富差距并不可怕，甚至某種程度的失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貧富懸殊固化為社會結構。而這就是我們要開始面對的現實。
去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這個重要的歷史關口，但同時基尼系數也接近國際公認的5%的警戒線。世界銀行認為，在短短20多年時間里，貧富差距拉得這么大，世所罕見，只有拉美國家可比。眾所周知，拉美化是權貴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基尼系數之所以接近警戒線，根本原因就是長期以來，我們在全力以赴抓發展、GDP壓倒一切的時候，忽略了社會公正。今天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多與社會不公相關。我們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極端平均主義的“一大二公”，走向嚴重的利益分配不公、資源占有不公。
從現在來看，未來改革發展的每一步都將是“輸不起的實踐”。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了“錯了再改”的機會，未來的任何改革實踐都只能勝利。如果現在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得不到切實的化解，那么，改革發展的每一步都將充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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