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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11月17日成立“北京舊城風貌保護與危房改造專家顧問小組”，聘十位專家作“危改高參”，立志于保護與危改的雙贏(據《北京日報》昨日報道)。在北京古城已留存不多，危房問題又亟待解決的關鍵時刻，此舉意義重大。
應聘專家均為城市規劃、文物保護界的知名學者，出任“高參”之前，許多人重走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1月7日考察北京供暖工作時的路線，看到危房區里眾多家庭艱難的生存
狀況，有人落淚了。溫家寶總理指出，解決好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是各級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這得到了專家們的強烈響應。也正是明確了危房改造中的政府責任，才有了“危改高參”的登臺和“雙贏”口號的提出。
毫無疑問，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關系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1990年北京市在啟動大規模危舊房改造時，提出危改要與古都風貌保護相結合，與住房體制改革相結合，與新區開發相結合，與房地產開發相結合。政策設計盡可能周全，可在實際操作中，卻過多地倚重了房地產開發。造成的后果今天已能看到，62﹒5平方公里的北京舊城，目前已被拆除逾半，連同公園和水面在內，保留較完整的歷史風貌空間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房地產開發單純追求資金平衡甚至是高額回報的情況下，舊城內的建筑密度越來越高，房屋面積已是近郊區的6倍，超負荷運轉，并引發全市性的交通與環境問題。由于拆遷政策向開發方傾斜，又使許多市民從“盼危改”轉為“怕危改”，城市拆遷矛盾頻頻出現。
此次擔綱顧問的十位學者多為舊城保護的“強硬派”，他們以“危改高參”的身份出現，已能表明，沒有哪一位保護者會要求把四合院之“危”作為遺產來繼承。而如何讓新老北京走出目前的“兩難”困境，歷史的使命已擺在決策者面前。
作為北京城市肌體的四合院民居，近幾十年出現大面積的衰敗發人深省。上世紀50年代初，舊城內的危房只有5%，可到1990年卻陡增至50%.為什么在和平建設時期，在經濟總體保持增長甚至是突飛猛進的時候，房屋的質量卻迅速跌落了呢？其中，固然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先生產、后生活”時期對住宅建設的嚴重忽視，固然有長期的歷史欠賬一時難以扭轉的窘境，但根子還需從住宅制度本身找起。
近年來已有學者提出，危房改造絕不只是房子怎么蓋的問題，如果產權不明晰，產權人對自己的權益缺乏信心，又會有誰來愛惜自家的房屋呢？過去的住宅之所以能夠保持良好，關鍵在于產權清楚，市場流通，“流水不腐”。可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大量合法的私房被不合法地占用，問題至今未獲徹底解決，產權人又哪來熱情修繕房屋呢？而目前的拆遷又多是行政強制性行為，又會有誰來購買和修繕房屋呢？不正視這一現狀并對癥下藥，民眾的力量就難以發揮，危改就永遠是政府的包袱。
城市的動力正蘊含在廣大的民眾之中，實現保護與危改的“雙贏”概莫能外。如何修補政策缺失，保障產權人的合法權益？如何激發市民愛家護家的熱情？如何創立完善的產權與市場體制，復興城市自然生長的機制？如何在延續古都生命的同時，給危房區里的弱勢群體送去真正的溫暖？這是巨大的挑戰，更是神圣的政府責任。
□本報特約評論員王軍(北京城市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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