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短缺：市場與廠商的博弈

　　韓琪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今年9月份發布的有關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顯示，近一年來，在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出現了企業缺工較為明顯的現象。珠三角地區有近200萬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約為10%。浙江溫州等用工較多城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難問題。部分地區逐步加劇的企業缺工矛盾已經對當地及周邊地區的同行業生產產生了直接影 響。一些企業為了自身

　　生存到其他企業或周邊地區“挖工”，從而使缺工問題迅速擴散，造成局部地區缺工矛盾激化。一些企業因缺工導致生產規模下降，對送上門的訂單也不敢接受。這個問題迄今尚未緩解。

　　初聞此訊令人大惑不解。這不僅因為我們原來認定的農村過剩勞動力在未來幾十年里應是無限供給的判斷發生了動搖，而且，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這一現象也不應該出現：1999-2002年，中國農村就業人數一直占全社會就業人數的50%左右，2003年末第一產業就業人員達3.65億人，占全國城鄉就業人員的49.1%，幾千萬甚至上億勞動力實際處于就業不充分或是過剩狀態。按照美國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城鄉存在收入差距的條件下，只要沒有其他障礙，農村勞動力應該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轉移。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懸殊，戶籍制度也不再構成勞動力流動的人為壁壘，加之城市既需要招工，農村剩余勞動力又處在急需尋找出路的狀態中，二者本該一拍即合，為什么會出現招工難現象？

　　美國另一位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的觀點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與劉易斯的觀點不同，托達羅認為，一個農村勞動者決定他是否遷入城市的決策不僅取決于城鄉實際收入差距，而且還取決于城市失業狀況。在失業比較嚴重，找到工作概率比較小的情況下，他流向城市就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因此可能就不會去城市找工作�？晌覀兡壳坝龅降膯栴}是：城市不僅有就業機會，而且出現了“招工難”，那農民為什么不來？

　　其實這種反�，F象的出現仔細分析起來又不難理解：

　　首先，這是農民工對長期以來工資過低的正常反應。

　　這些缺工嚴重的主要是從事“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如制鞋、玩具制造、電子裝配、服裝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業，其中部分臺資企業和中小型私營企業缺工更為嚴重。這些行業是依托中國廉價勞動力發展起來的，自改革開放伊始，就大量地吸收農村的廉價勞動力，長期以來工資低，待遇差，勞動條件惡劣，工作時間過長。因為這些行業的產品競爭激烈，壓低勞動力成本是其增強競爭力、謀取利潤的主要手段。所以用工短缺矛盾遠非一日釀成。

　　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調查也顯示�煿べY待遇長期低水平徘徊等是造成局部地區“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調查表明，珠三角地區12年來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業外來工月工資在10年前就已達到600元-1000元，但目前仍維持這個水平。廣東、福建等省實際工資水平甚至有所下降。目前廣東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比江蘇低160多元。這一點工資維持自身用度外所剩無幾，甚至干脆連維持勞動力自身再生產的成本都不夠，所以農民“用腳投票”根本沒有什么可令人不解的。另外，用工不規范、勞工權益受侵害也是局部地區產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因素，要知道，忍受歧視、外出務工帶來的吃苦受累、拖欠工資、生活不便、心理壓力等等，這些都構成農民工外出的成本，如果外出務工收入長期不能彌補這些成本，民工自然會選擇離去。

　　其次，政府政策的調整和物價的反彈也是這一現象出現的促成因素。

　　自從1998年糧食產量達到創記錄的5.12億噸以后，1999年開始連續5年減產，這促使政府從2003年開始加大了對農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減免農業稅、增加糧食直補，加上糧食短缺造成的糧價上升，對農民都是實質性的利好。另一方面，中國的糧食價格2003年大幅上漲，2004年上半年同比上漲了26.7%，如果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名義工資不變�煂嶋H生活水平就會下降，而留在農村種地，收入卻會增加。這種種變化都意味著城鄉收入差距在某種意義上至少是暫時縮小了，農民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加大，外出打工和留在家鄉種地的成本與收益發生了變化。而用慣了低廉勞動力的廠商并未隨之調整用工工資，農民的理性選擇自然就是留在家鄉種地，當大量農民工都這么做時，民工短缺現象自然就發生了。

　　既然出現了用工短缺，為什么工資不上漲？勞動力短缺帶來的直接反應應該是工資的上漲，只要工資上漲，在中國勞動力供給幾乎無限的情況下，是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在的問題是，工資為什么不上漲？從各種媒體報導中可見，雖然民工工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并沒有上升到能夠吸引到足夠的民工的水平，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緩解用工短缺。

　　工資為什么不能漲到位？細究起來，恐怕與廠商所受多種力量的制約有關。從微觀上說，目前出現用工短缺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以使用勞動力為主的產業，工資上調無疑會加大企業的成本，削弱原有的競爭優勢，甚至喪失市場。從宏觀上說，這可能會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外資投向的戰略轉移。

　　東南沿海出現的用工短缺現象，是全球制造業布局調整和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中國2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廣闊的國內市場是最主要的兩大優勢。如果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超過了一定界限，很可能會迫使一些工資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退出該地區，引起外資進行戰略投向的調整。這種調整既可能是在中國國內進行梯度轉移，將投資轉向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中西部地區“移船就岸”，也可能將投資和生產基地轉移到勞動力要素更為低廉的國家去，甚至國內的一些廠商也會這樣做。

　　筆者認為，這兩種前景都不是什么壞事。吸引資本轉向中西部地區正是政府一貫的政策導向，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好事。而一些低端加工業的外流，遲早是要發生的，中國產品在國外屢屢被“反傾銷”，尤其在西班牙發生的當地人焚燒溫州鞋的事件，已經對中國長期利用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的模式提出了警告。一個國家擁有某種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并不會是永恒的，“民工荒”的出現很可能就是這樣一個信號。隨著經濟的成長，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逐漸上漲，這是各國都曾經歷過的過程。中國也概莫能外。

　　“民工荒”的信號在筆者看來是一件大好事。這首先是農民對自身利益的維護，本來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這種情況是很難出現的。這說明持續20年的“民工潮”可能到了一個拐點：勞動力供求力量對比的變化，有可能使原來一直由農民承擔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本現在會轉移到廠商身上。當然，目前這種局部性的勞動力短缺很可能只是暫時的，但它揭示了這種趨勢和原理。這是市場力量的結果，與人為干預出現的結果具有完全不同的經濟含義。

　　其次，中國目前在經濟增長方面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消費不足而投資過旺，“民工荒”如能帶來工資上漲將有利于緩解這一問題。消費之所以增長緩慢毫無疑問是與分配密切相關的，全社會8千萬—1億勞動力的民工大軍，是低收入階層的主要構成部分之一，如果他們的收入能夠上升，就意味著國內市場將同步擴張，因為低收入階層具有邊際消費傾向強的特點，他們的收入增加會有力地拉動商品的銷售。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抑制投資的擴張。此舉具有“一石二鳥”的效用。

　　再次，這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收入再分配的調整，這種有利于弱勢群體的調整，有助于整個社會分享市場經濟改革帶來的成果，會帶來社會福利的增加。盡管任何國家的進步都需要一定的社會階層作出犧牲，但讓一個階層持續地承擔這種成本是有失公正的。而“民工荒”的出現，正好可以借助于市場之手，完成民工與廠商的新一輪博弈，改善民工這一龐大社會群體的工作生存環境，改變由弱勢群體主要承擔改革成本的狀況。

　　低收入對于中國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國內市場難以擴張，低收入階層不能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繁榮，迫使中國走依賴外貿拉動經濟的發展道路，致使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卻擁有畸高的外貿依存度；另一方面貽人口實，被攻擊為“中國威脅”、造成他國產業“空洞化”，并屢屢遭致國外市場的反傾銷，大量商品痛失好不容易開拓出來的市場。如果這次“民工荒”真能成為一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開端，那將意味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意味著城鄉差距有望縮小，意味著困擾我們的很多問題都可以得到緩解。此次用工短缺的現象，是市場對產業結構的自然調整，也符合中國經濟發展進步的方向，因此政府毋須對此進行干預。(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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