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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新京報》報道，從12月11日起，北京市涉及90多個分支的九大敏感服務領域金融、信息、旅游、醫藥、教育、零售、汽車、物流、環境，將結束WTO的過渡期，在不同程度上允許外資進入。
對現有國內企業，尤其是那些依靠行政權力獲得壟斷地位的企業來說，開放后的日子將會變得艱難一些。
但市場競爭永遠是消費者的朋友。這些行業對外資開放，將使其競爭趨于激烈，從而給消費者帶來好處。不過，政府每一次履行WTO承諾、對外商開放某些領域，總會讓人們聯想到一個老問題：它們是否也同時對國內的個人和民企開放？人們之所以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對民企開放的步伐，明顯滯后于對外商開放的步伐。
其實，沒有人能夠證明，民企的產品和服務就一定優于國企或外企。對消費者來說，最大的福利就是競爭性市場本身。而要使一個市場始終保持競爭性，就需要確保市場始終是開放的。只要市場是開放的，一個自認為有好點子、新技術和效率更高管理模式的企業家，就可以比較自由地進入現有的市場，或者開辟新市場。政府的正當職能就是把守住市場的大門，不讓它關上，并且維護市場內的競爭秩序。
然而，在一些領域中，事實并不讓人滿意。比如，企業被分出三六九等，同一個領域，國企有權壟斷，根據加入WTO的承諾，外商現在也可以進入，但就是不讓私人企業進入。這種區別對待不同企業的做法，既有悖于WTO的原則，也有悖于政府管理社會的基本原則。
WTO的實質是要平等地、公平地對待外國企業。既然是平等原則，當然就應適用于一切個人和企業。否則，就會出現一種悖謬：原則上所有企業一律平等，但事實上外企比內資民企更平等。
針對國企、外企、民企分別制定不同政策，也違背了政府管理社會事務的基本原則：平等地對待每個人和企業。政府可以對市場進行某種程度的管制，設定一些準入條件，以確保市場參與各方的利益。比如，你可以說，自有資本少于10億不得開展金融業務；但你不能說，民企不得從事金融業務。前一種管制，政府可以解釋說，這是為了公共利益，且平等地適用于每一個人；而后一種管制則容易讓人以為，政府與某些特殊利益群體聯手歧視另一些群體。
同時，在建設法治政府的時代，政府對市場的管制活動，也必須合乎法治原則。
民眾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應當擁有創辦各種企業和事業的自由，嘗試各種新產品、新服務的自由，通過自己的勞動和智慧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由等。這樣的自由，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至關重要。因此，政府對這種自由進行限制時，必須非常審慎。而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要求，政府要限制民眾的創業自由和市場進入自由，必須有充分的公共利益上的理由。同時，也應當允許民眾通過某種程序、尤其是司法程序，對限制市場進入、管制市場的法律或政策本身提出異議，也即讓他們有渠道維護自己的創業自由。
□仲秋(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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