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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舉證難與執行難一樣，一直是困擾我國司法機關的兩大難題之一。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率低，拒證問題普遍存在，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個瓶頸。毋庸諱言，我國現行立法對證人及其親屬的人身安全和經濟利益保護乏力，證人權利與義務嚴重失衡，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
深圳寶安區檢察院日前出臺的《自偵案件證人保護工作規定》(以下簡稱“工作規定
”)，打消了證人出庭作證的一些顧慮，破解了證人保護的諸多難題，用“工作規定”的形式把司法部門保護證人的經驗制度化，正面回應了長期以來法學專家與人大代表的大力呼吁，在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對這一制度創新擊節叫好之余，也發現了兩個薄弱環節，期待在以后的證人保護制度建設中進一步完善。
證人保護能否充分、有效地進行，有兩個環節是關鍵，一是要解決誰來保護的問題；二是保護證人的費用從哪里支出。可以想見，證人保護機構不完備，保護證人的費用沒來源，證人保護制度無論如何創新，其效果都會大打折扣，達不到預期的目的。
首先，《工作規定》明確規定“檢察長領導全院的證人保護工作。”言下之意，證人保護工作是由檢察機關主導并負責實施的，然而問題在于，我國《刑事訴訟法》確定了公、檢、法“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基本原則，因此，從立法精神上講，證人保護工作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重要環節，必須由公、檢、法三家共同完成。從司法實踐的層面講，證人保護工作要分為庭審前保護、庭審中保護和庭審后保護，檢察機關一家很難完成這一連續性的過程。
其次，《工作規定》中“證人因作證而支付的必要的交通、食宿等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補償。”問題是，這筆不菲的補償費用從哪里支出？在目前，我國司法機關的所有經費都來自于各級地方財政，絕大部分司法機關都存在辦案經費緊張的情況。因此，證人保護制度會不會因為經費短缺導致保護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要知道，世界上運作最嚴密、效果最明顯的美國聯邦證人保護程序，是建立在1984年《證人安全改革法案》所確立的聯邦財政承擔證人保護費用的基礎之上的。
誰來保護證人，有沒有足夠的錢補償證人，是我們推動證人保護制度進一步深化必須解決的兩個問題，否則一切的創新和改革，都可能是空中樓閣。
首先，要整合公、檢、法三個機關的力量，建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盡管公、檢、法三機關都應當是法定的證人保護機構，但是由于各自在訴訟中承擔訴訟職能，都不可能單獨成為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任何一個機關全方位地承擔證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所有保護工作都會力不從心；但各機關分階段負責證人保護也不利于證人保護的連續性和有效性，司法實踐中還可能會出現互相推諉的問題，反而不利于證人保護。因此，整合力量建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有利于最充分、最有效、最及時地保護證人。
其次，要設立證人保護專項基金，用于證人保護和出庭作證的補償。證人保護專項基金應當由國家負擔，列入國家財政預算，而非混淆于公、檢、法三個機關的辦案經費。實踐操作上，司法機關負責出具證人提供證言或出庭作證的必要性、作證的事實、證人因此而受到的經濟損失、進行證人保護的必要性等證明材料，經證人保護機構審核后從證人保護基金中統一支出。
證人保護制度完善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證人出庭率的高低；證人出庭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審判方式的改革，影響著審判程序的科學化和規范化，進而影響著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深圳寶安區檢察院的創新只是一個開始，證人保護制度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之下尚有很大的創新空間，我們期待著這一制度的深化□本報特約評論員胡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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