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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最近公布的《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其中，有關逾期不付工資加付賠償金的規定，顯然也是對于近年來屢屢發生的農民工欠薪事件的響應。類似的“欠薪”受害群體，鄉村教師也是一例，而城市離退休、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則構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欠薪”問題。
有調查指出，最近十多年來，相對于經濟的高速增長，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卻基本維
持不變，如果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其實際收入是下降的。更有甚者，近年來，收入本已微薄的農民工，還經常遭遇“欠薪”的困擾。今年以來部分地方出現的“民工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市場的一種自發調整的信號——盡管這個市場還遠遠不夠完善。
在市場經濟中，勞資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或許“欠薪”問題可以在勞工的市場經濟地位的視角下來求解。
縱使有時勞工并未依法得到一份形式上的書面合同，但這種契約關系依然存在。政府對于這種契約關系的“履約”監督與保護，固然是必要的——“欠薪”是資方明顯的違約行為，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從經濟學觀點來看，當勞工在進入這個具體的契約之前，其所處的市場地位就已經決定了契約的利益格局。也就是，真正的問題發生在“訂約”之前。
盡管勞資關系基于形式上自由、平等的市場關系，但這種市場關系具有深刻的結構背景。因而，這個市場是完全競爭，還是傾向于買方壟斷或賣方壟斷，是均衡的還是非均衡的，以及市場有無分割或管制，將直接影響市場的均衡過程也即勞動力價格的形成過程，這對于勞工來說更是利害攸關的。
我國存在龐大的剩余勞動力存量，構成源源不竭的“產業后備軍”，而資本相對稀缺。僅此分析，勞動力要素的價格即工資在相當長的時期難以顯著提高——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則是我國在全球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中的競爭優勢所在，但這并不等于勞工待遇沒有從多方面改善的余地。
具體到一個微觀企業，單一的資方面對分散的勞工個人，更將傾向于利用其壟斷優勢，壓低工資在合理水平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并非只能逆來順受無所作為。他們唯有行使“團結權”，結社成為工會，通過行之有效的集體行動，才能有所平衡其在市場結構中相對不利的地位。
進一步，勞工的市場地位，不僅取決于市場結構，而且受制于市場準入。當一位農民工試圖出售自己的勞動力，從表面上看，他只與自己的雇主打交道，完全是一對一的雇傭勞動關系。其實并不盡然，在求職之路上，他首先遭遇到的是戶口制度所造成的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這個市場往往又是非均衡的、傾向于買方壟斷的結構；而每到一地，辦理暫住證等手續費用，減少了實際工資。雇主固然從中多得了市場剩余，其他人群，如市民，尋租的官員等，也間接分取了一杯羹，但就全社會整體而言，卻遭受了福利的凈損失。
因此，勞工的市場地位，并不能完全在市場過程之內求解，還需要借助于外在的政治過程加以補償。縱使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也必須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政治與之匹配，勞工或多數階層通過政治投票或公共選擇，還有機會參加資源的二階配置。
勞工的結社權利，乃至各種社會保障，在歐美國家都是長期斗爭的產物，社會為此進步曾經付出沖突、動蕩的巨大代價。而在某些國家的某些時期和某些行業，工會力量曾經過于強大，動輒施壓提高勞工待遇，幾乎達到損害經濟整體競爭力的地步。此所謂過猶不及，但這種可能對于我們還很遙遠，而且完全可以預加防范。
在當今中國，“最大多數人民”首先只能是億萬勞工階層。而“科學”的發展觀，更重要的是發展的分享觀，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勞工階層，都能夠分享到發展的成果。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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