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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新京報》昨日報道，四名未滿18歲的輟學少年，為弄點兒錢花，將一16歲學生綁架殺害后，向其家屬勒索錢財。他們在策劃此案時提到這樣一句話：“反正咱們都是小孩，沒到18歲，法律會從輕的，不能判死刑。”
這個被報紙突出報道的細節(jié)，也許并不構(gòu)成此案的特點，但它無疑是令人觸目驚心的。“不到18歲判不了死刑”，這就是那些孩子對法律的了解。他們無疑怕死，但是不怕剝
奪別人的生命，不怕失去自己的自由。他們是那么冷靜地權(quán)衡自己行為的利害，而他人的生命、幸福，卻并不在這種權(quán)衡之中。
這樣的孩子是可怕的。
一個只知死的可怕，不知生的珍貴，不知自由、榮譽等等生的價值的人是可怕的。這些價值，在人的內(nèi)心中是不可能靠死刑來保護的，他們或者有，或者根本沒有；或者體驗過，或者沒有體驗過。有過，體驗過，才會格外珍惜，無論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這些輟學的孩子，有一點對法律的知識(非常可憐卻又可怕的“一點”)，但卻沒有人生的情感知識、價值知識、倫理知識。而這些，輟學自然是難以得到的，但即使上學，沒有好的教育，也難以得到。這個案子屬個別的極端案例，它不應(yīng)該導(dǎo)致對刑法刑事責任與量刑標準的懷疑。
實際上，我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一個社會不能只靠死刑的威懾來實現(xiàn)安寧，也不能只靠死刑來消除人的犯罪意念，更不能只靠死刑來保護生命。這既是事實判斷，也是價值判斷。這樣的事實判斷，已為古今中外的社會史和司法史所證明；而這樣的價值判斷，則基于我們想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基于人類在刑法上的進步與文明。
我國刑法第十七條規(guī)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yīng)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yīng)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yīng)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第四十九條規(guī)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這些規(guī)定，與其說基于立法者對于未成年人“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精確判斷，不如說體現(xiàn)了他們和社會、時代的基本的人道與文明。也就是說，即使現(xiàn)在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確實是未滿18歲的人“因為不判死刑”就“趁機故意殺人”，我們也不可能和不應(yīng)該因此就把死刑年齡降低到18歲以下。
因為那不僅意味著我們的刑法水平低于世界法律進步與文明、人道的標準，而且意味著我們的其他方面，特別是教育，低于它應(yīng)該有的水平。
教育是有著巨大的安全價值的，盡管它并不是為了防范殺人的。四名知道“不到18歲判不了死刑”的孩子殺了人，他們犯的罪，不是“知識之罪”，而仍然是“無知之罪”。他們的罪行與“不到18歲判不了死刑”并不見得有本質(zhì)的關(guān)系，但是肯定與缺乏教育有著本質(zhì)的關(guān)系。他們不知道在生、死二者之外，還有別的那么多美好的東西。他們甚至沒有那種人們認為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與生命禁忌。而這些，現(xiàn)在看來都是教育才能達到的，至少是教育才能喚醒的。如果一個人只有面對死刑才知道生命的可貴，只有面對監(jiān)禁才體會自由的可貴，那么教育就肯定是缺失的。因為這些都是應(yīng)該早就知道的。
□本報特約評論員馬少華(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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