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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收約4000億元，其中一半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繳納的。這是新華社11月8日發布的消息。與此相關的是，今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有望超過5000億元，這也將是自有統計口徑以來最好的一年。
上述數據讓人眼亮。如果回想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一度占財政的20%，如果回想到始自1998年的國企三年脫困所經歷的痛苦，可以說，國有企業改革最艱難
的時候已經過去。
不過，各方人士對這些數據顯然有著不同的解讀，也可能因此對當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做出迥異的判斷。比如說，在一些人看來，國有企業有著如此出色的表現，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如此之大，理應為國有企業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間，讓國有企業在更多的領域發揮主導性作用，發揮控制力和影響力。
僅僅從孤立的數據來看，上面的判斷甚至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考察這些數據背后所潛藏的經濟含義，我們會發現，上面的判斷雖然看似有理，實則難以成立，又因為它看似有理，因而很容易在公眾中產生誤導。
從財政角度看，來自國資委的數據表明，不僅是財政增收的一半，大約全部財政收入的一半也來自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這大體說明了當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地位。但國有經濟提供的稅收越高是否就意味著一切都好值得懷疑。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全部財政收入都來自于國有經濟，不過結果并沒有將中國經濟帶上快速運行的通道，國有企業自身改革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反而成為財政難以承受之重。如果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來看的話，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20余年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所貢獻的財源，在全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是逐步下降的，而這與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則是大致同步的。
從利潤角度看，1998年之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逐年攀升，中央企業的表現尤為搶眼，去年利潤總額突破3000億元。今年預計可以突破3800億元。這個數字中間，有去年以來需求拉動和漲價因素的影響，按照國資委負責人的說法，這兩者占了增收的60%。因而，中央企業真正的贏利能力還有待考驗。
拋開短期因素不說，國有企業利潤大增還有制度性因素。今年上半年，石油石化、冶金、交通運輸、礦業、通信、電力行業的中央企業對利潤總額增長的貢獻率合計達到81.7%，而這些領域，或者為國企所嚴格掌控，或者對民營資本的進入有著嚴格的限制。而在近幾年的國企改革中，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性作用，強調控制力和影響力，也常常被誤解為保護甚至強化國企在某些領域中的壟斷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始自去年的新一輪宏觀調控中， 這些領域中的重點國企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投資規模，而試圖進入相關領域的民營企業因政策和資金等多方面的原因相繼卻步，目前，兩大國有集團的石油加工量已占全國的97.5%。這意味著在今后幾年內，這些本來壟斷色彩就很重的領域，將更多地被國企所主導。壟斷意味著低效，意味著公眾福利的損失，也意味著遠離一個開放的競爭性市場。以如此犧牲換來的貢獻即使可以被一些人接受，但在中國即將走完入世過渡期的今天，長期維系的可能性卻是微乎其微的。
而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如果有比較強的贏利能力，就更不會輕易言退了。我們注意到，在一些地區，做大這些領域中具有優勢的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一種政策導向。這更加令人擔心，因為越是如此，國有企業就越是容易在政府庇護下成為享有特權的企業，可以通過非市場的手段獲得稀缺資源，越是如此，就容易造成對其他市場主體的傷害，而且政府也因此難以從對市場的干預中脫身，實現真正的職能轉變。
回想這些年國有企業改革走過的路，讓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各歸其位，在各自適合的領域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改革成功的基本經驗。因而，我們相信，國有經濟對財政收入的貢獻比率會繼續下降，這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步伐是相一致的。這種調整意味著更加尊重市場的邏輯�？梢灶A期的是，今后一個時期，民營經濟將獲得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民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將會逐步上升。實際上，這一趨勢，我們在浙江等民營經濟發達的省區已經看得相當清楚。
1998年以后的國企改革之所以取得實質性進展，是因為啟動了退出機制。在國有企業業績提升的背后，是產權改革這樣一個制度性變革在起作用。雖然實行了產權改革的企業未必都會搞好，但是實踐證明，沒有產權改革卻一定搞不好。因而我們認為，國有企業利潤大幅增加，為加快國有企業改制改組提供了比較好的外部條件。
從長期來看，我們不會再為國企利潤高低和對財政貢獻來評價國有資產的價值，國有資產更多地應以非企業資產的形式存在，專注于提供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也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真正理順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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