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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效仁/文
或大名常見諸報端，或在央視采訪中坐而論道———與一些企業家重視個人形象，盡展灑脫風采的作派相比，浙江的企業家群體卻刻意低調、不求聞達：或成了在媒體的“探照燈”下隱藏得很深的商業“巨鱷”，或像羞怯的舊時“深閨”少女。有人懷疑他們患上了“人際交往障礙癥”、“公眾場合恐懼癥”、“出名恐懼癥”三種怪病，并刻劃了低調者的三
種臉譜：“冷靜理智型”、“心虛藏拙型”、“悶聲發財型”(11月9日東方早報網)。
有人認為，企業家要善于借助媒體的力量，塑造企業家形象，獲取政府、金融、商業伙伴等各環節的資源支持，并借此爭取消費者資源、提升企業品牌價值。即使從傳播成本的角度看，讓老板走上臺前，甚至做企業的形象代言人，也可以大大節省廣告費支出。
也有人認為，不能因此否定浙江企業家群體低調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正是憑借這種“只做不講，多做少講”的中庸低調、不事張揚和悶頭苦做，浙江的企業群體規模、質量和效益都做到了全國一流，使本地區成了經濟最為活躍、發展最為迅速、民間最為富庶的“人間天堂”。
我所關注的是，這種低調并不是企業家們刻意作秀，更多的則是環境造人，造化弄人。雖然一些企業家可能樂此不疲，“低調并快樂著”，但是更多的人則是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的考量，是一種條件反射似的自我保護，是“進可攻，退可守”的處世智慧。如果此言不虛，值得我們警覺和省察的倒是，是什么使企業家集體患上了“人際交往障礙癥”？
我以為，首先是目前國家有關私產保護的法制和機制尚不完善，對于民營企業家合法個人財產的保護，還缺乏操作性強的剛性保護舉措。在我們的行政官員中，包括一些決策層，至今依然存在著“輕商”的觀念。
相反，對民營企業家的社會歧視、文化歧視和政策壁壘依然存在。如果企業家不夾著尾巴做人，就自然容易成為社會仇視的對象，成為某些群體甚至包括政府組織肆意掠取的對象。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太過透明，難免要引“稅”上身，這倒可以理解。問題是企業名氣大了，經常會有某些部門以政府領導和主管單位的名義拉贊助、拉廣告、攤派各種費用，不辦就說不支持領導工作。一家知名民營企業，每天都要接到大量北京等地來的電話和傳真，指令其慷慨解囊，還一副不得討價還價的態度，無形中造成了私有財產的流失。
其次，民營企業的發展本身還不夠成熟。企業家們對于應承當的更大的社會責任還缺乏應有的自覺和理性的認同。我們的市場經濟本身還不成熟，對于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還缺乏應有的規范，包括我們的社會公益慈善組織自身不完善，捐助與納稅之間的損益代換關系也沒有處理好，使企業家們無所適從。加上，先富群體也同樣處于成長期，許多民營企業專注于財富的積累，仍需要把大量的資金投入擴大再生產，對于擔當起更大的社會責任感到無形的壓力，以至于產生退卻畏縮的心理。
其實，就浙江市場經濟的規范化和發育程度看，仍然有許多方面令企業家們怵頭。足見，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對于民營經濟來說，還存在許多障礙，還有許多亟待改進之處。對此，我們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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