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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進行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1月11日 09:09 中國經濟時報

  在馬克思時代,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把資本家式的企業看做資本主義的特征和基礎,但在今天,即使在如美國這樣資產階級色彩最為濃厚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決定意義的也不是資本家式的私營企業,而是股份制企業。

  不把國有企業轉變為以股份制為主方向的新型企業,只是教條和機械地把馬克思在另一種背景下設計的企業形式照搬到我們的這種背景下,從而阻礙、否定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
工作,那就很有可能犯下時代性的錯誤、歷史性的錯誤。

  -賈華強

  最近一段時期,由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首先對國內一些上市公司在產權改革中的具體做法提出質疑,繼而引發了國內經濟學界的一場大爭論。這場爭論,剛開始還主要是對國有企業改革中一些具體做法合理性與否進行探討的話,現在已經演變成了對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對錯的爭辯。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深入探討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的一些帶有方向性的重大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需要說明,筆者這里所使用的“產權”一詞,是把它視作馬克思的“所有權”概念的不同表達,是“所有權”的另一種說法,或者說,就是僅指財產的“所有權”。大家都知道,“產權”這個詞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固有的,而是西方經濟學中的詞匯。但就筆者的理解,在西方經濟學中,比如在科斯定理中,產權并不是在所有權的涵義上來使用的,或者說,它是與所有權無關的。這是因為,產權這個詞的研究對象,是企業經營權中當形成外部性效應時的法律介入或經濟學效率,是指經營權的外化行為及其解決。因此,在西方國家中,盡管是以私有制為基本理論前提的,但西方經濟學仍然認為在他們那里存在著產權問題。這樣,究其本意來說,它只是馬克思所闡述過的各種權能中的經營權的一部分(還不是經營權的全部)而已。

  然而,當這個概念被引進國內時,情況就復雜了。有的學者把它理解為部分經營權,有的學者把它理解為以所有權為基礎的包含著使用、經營、收益等各項權利的總和(這種理解,筆者認為是對馬克思已經細化了的概念進行粗化、合并處理,因而在理論上是一種倒退),有的學者則根據它的中文字面,直接理解為所有權。這種南橘北枳式的收獲并不奇怪,畢竟我們不是生活在這一概念的提出者所生活的那樣一種經濟制度中,畢竟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理解能力,因而新的理解只要能夠說明我們所要說明的事情,它就是一種合理的存在、合理的理解。在今天,應該說,包括著我們黨的文件在內,絕大多數人都是在“所有權”的意義上來理解和運用這一概念的。相對于“所有權”范疇,“產權”范疇的優越性,就在于它在表達上既簡短,又明了,盡管它并不是更精確。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也使用“產權”這一范疇,但是是在它和“所有權”概念相等價的意義上來使用的。

  我國的國有企業為什么要進行這種“所有權”意義上的改革呢?這就首先牽涉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的國有企業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企業?它是一種什么性質的企業呢?我們過去給它有一個定位,這就是:國有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對此我們過去一直稱呼它一個很傳神的名稱:國營企業)。這是因為它的人財物、產供銷,它的運作方式,它所追求的社會效益驅動,都是完全按照政府的模式來翻制的。這樣的一種“企業”,在我們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行得通的,因為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是一種“大工廠”性質的經濟,因而各個國營企業只不過是相當于這個大工廠中的不同車間罷了。但是,問題在于,隨著社會主義的實踐,人們愈益認識到,在現有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建立起馬克思所設計的那樣一種計劃經濟體制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研究的對象,是以上規模的業主制企業(即資本家企業,或我們今天所講的私營企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關系,他通過對這種市場經濟關系中物統治人、物欲橫流、人的形式下的平等所隱藏的實質上的不平等的揭示,推導出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必然是人統治物、人從形式平等走向內容平等的結論。但應該說,這種走向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曲折的過程,社會財富能夠極大涌流的過程,是一個需要我們奮斗多少代才有可能基本實現的過程。這樣,盡管我們不情愿,我們今天也不得不在物欲的泥塘中爬滾。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要從試圖想要建立的那種馬克思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中退回來,走上一條馬克思從未設計過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這種發展路徑的改變,不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一種必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同樣是一種必然。在馬克思時代,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把資本家式的企業看做資本主義的特征和基礎,但在今天,即使在如美國這樣資產階級色彩最為濃厚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決定意義的也不是資本家式的私營企業,而是股份制企業。1999年底,筆者在日本短期考察期間,就已驚異于株式會社在日本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深感我們還停留在馬克思時代所認識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因此必須要對資本主義有一個全新的思維。正因為這樣,筆者認為不但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所設計的那種社會主義,現在的資本主義也不是馬克思所作為研究對象的那種資本主義了,盡管這種資本主義的本質并沒有變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觀念的形成,應該說,是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史上的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對此,我們應該永遠銘記鄧小平同志的功勞。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它所要求的微觀經濟主體就不再是政府附屬物了,而是具有自主性的真正的企業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附屬物的非企業轉變為自主性的真企業,把以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非企業轉變為以追求資本增殖最大化的真企業,就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了。不看到這一點,不把國有企業轉變為以股份制為主方向的新型企業,只是教條和機械地把馬克思在另一種背景下設計的企業形式照搬到我們的這種背景下,從而阻礙、否定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工作,那就很有可能犯下時代性的錯誤、歷史性的錯誤。

  這里遇到的首要一個理論問題是:既然國有企業能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很好地生存,難道經過改造,它就不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很好地生存嗎?的確,在現代發達國家,確實有一些和市場經濟比較完美結合的國有主導的企業。即使我們拋開新加坡的特例不談,筆者所了解的日本城鐵(東日本鐵路公司等)、法國電力公司等,在百分之百國家股的情況下仍然創造出了私營企業所無法匹敵的效率。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使就微觀的意義上來說,企業效率也是與所有制本身無關的。但是,我們頭腦中要清醒的是:這些企業并不是在該國市場經濟關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企業形式,而且,這些國家中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也和我們有著完全的不同。這些不同主要體現在:

  首先,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即使在改制后的股份制企業中,國有資本的管理方式也往往是過去那種的“政府附屬物”式的管理,即把實物管理、直接管理看做是高于價值管理、間接管理的方式。而我們大家都知道,價值管理、間接管理,正是作為出資人對股份制企業的基本管理方式。由于違反所有權規律,占據控股地位的國有資本甚至連它應起的作用都起不了。例如,經濟學家們已觀察到,在股份制企業中,必須有一個超脫于小股民分光吃凈狹隘眼界的戰略投資方,這樣企業才能有長遠、持久的發展。國有資本就它的功能講應該起這樣的作用,但它偏偏就起不了這樣的作用,以至于我國南方的一些股份制企業,要用引入外資的方法來引入戰略投資者,以促進企業能有一個長遠發展的能力。這表明,在實際上,國有資本在這些股份制企業的發展中,并不是一種促進的力量。這種情況,在國外的政府控股企業甚至國有企業中,都是看不到的。

  第二,我們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本身的效率是比較低下的。曾有國外學者說過,國有企業的效率就是政府的效率。這話放在我國也是合適的,因為國有資本的效率,確實是我國政府效率的影子。為什么就具體的單位來講,會有較為低下的效率呢?我認為,對于微觀單位效率而言,重要的不是它屬于誰,姓什么(公還是私),重要的是權力與責任之間的關系處理。對此我提出兩個概念,一個概念是權責清晰度,一個概念是權責對稱率。什么是權責清晰度呢?就是指當事人的權力與責任的邊界是否清晰,以及清晰的程度。例如,在勞動過程中,他是否知道哪些工作是自己能做的,哪些工作是自己不能做的;能做的工作在做好了會有什么樣的激勵結果,在個人收入及人際關系、社會尊重等方面會有哪些改進;不能做的工作在做了以后會有什么樣的懲罰結果,在個人收入及人際關系、社會尊重等方面會有哪些損失等等。只有在這些方面都有了明確的規定和了解,并嚴格貫徹執行,當事人才能有效地權衡自己的相關經濟行為。應該說,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在權責清晰度方面是有著很大差距的,這從具體事務中規章制定得細致與否、嚴謹與否、遵守與否等方面,就可以直接觀察出來。越是在這方面大而化之的地區和部門,經濟的效率便越低。正因為如此,我歸納了這樣的一條經濟學基本規律:權責清晰度與經濟效率成正比。權責清晰度越高,經濟效率也會越高;權責清晰度越低,經濟效率也會越低;在權責清晰度為零的地方,是不可能有穩定的經濟效率的。

  但是,僅僅實現了權責清晰度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權責對稱率與之相配合。什么是權責對稱率呢?我把它定義為在權責清晰度問題已經解決的基礎上,權力與責任之間的對稱關系。很明顯,有權力而無責任,這種權力就會是一種沒有制約的權力,從而也會是一種沒有責任的權力、無限的權力;有責任而無權力,這種責任就不會是一種能夠得到保證的責任,從而也便是無法承擔結果的責任、不能負責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把權力與責任有機地統一起來、對稱起來,權力才能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力力量。正因為這樣,我給出了另一條經濟學基本規律,這就是:權責對稱率越高,經濟的效率便會越高;權責越不對稱,經濟的效率也會越低;權責對稱率與經濟效益之間,是沿著同一方向變動的。

  可見,就整體而言,我們既不會從資本的角度來進行管理,管理的本身又缺乏效率,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國外是一種比較有效率的企業形式,在我們國內卻完全有可能成為一種沒有效率的企業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我們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改制,是一件具有歷史必然性的事情。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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