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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技術性貿易壁壘，只有積極參與進口方的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才能保證我們的合法權益在市場規則制定過程中得到維護。
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堪稱奇跡。1978年，中國出口、進口、進出口總額分別只有97.5億美元、108.9億美元和206.4億美元，在世界貿易格局中無足輕重。到2003年，中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100%)高達60.3%，在全世界大國中首屈一指。
然而，與此同時，中國也已經淪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據商務部統計，1979年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個國家和地區發起了637起涉及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調查，其中反傾銷調查573起，反補貼2起，保障措施調查51起，特保調查11起，涉及商品4000多種，影響中國出口貿易約186億美元。
而在中國面臨的各種貿易壁壘中，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者對技術性貿易壁壘青睞有加。
那么，我們該如何應對任何貿易壁壘？就技術性貿易壁壘而言，應從兩個方向著手。其一是確保規則公開、透明，從而降低中國出口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第二條第9款、第二條第10款、第十條都規定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制定方有責任保證其相關信息得到及時披露。其中，第二條第9款規定：“若不存在國際標準，或者所擬技術法規的內容與國際標準不一致，而該技術法規可能對其他成員方有重大影響時”，應盡早將所擬法規的目標及合理性通報世貿組織秘書處。第十條則規定了各個成員方應設立查詢部門，負責回答合理的提問，提供相關文件，等等。但對于出口方而言，這種事后的方式顯然比較被動。
在理論上，《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第二條第5款賦予出口國事先要求進口國說明其可能影響貿易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權力，從而給出口國提供了狙擊技術性貿易壁壘于未然之際的工具。但出口國在運用該項條款時將遇到國家主權與國際協調之間的矛盾，迄今還沒有根據這一條款成功的案例，因此這項條款實際上是口惠而實不至。
第二個方向是積極參與規則制定過程。這種方式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推動制定國際標準，或推動進口方、出口方技術標準的相互承認與效力相當，這屬于政府的職能范疇。另外一種是出口方參與進口方的技術標準制定過程。
無疑，我們應當積極推動第一種方式，但由于中國還是一個科學技術總體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目前在很多新技術標準上還沒有能力在國際上開風氣之先，無論是要對制定國際標準，還是推動發達進口國與中國技術標準的相互承認與效力相當，都存在一定限制，而發達國家正是對我國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主力。
這樣，企業積極參與進口方的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就能夠補充第一種方式之不足，是目前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一種更為現實可取的方式，并能夠為未來中國制定相關標準積累知識。某一家企業采取這一策略未必100%成功，但倘若一大批企業采取這項策略，成功者的比例應當比較高。
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積極參與進口方的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對實現國際正義的意義。任何經濟活動歸根結底都必須滿足其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包括消費者、廠商和工人。在一國之內，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容易為另一方所了解，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更容易使得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都在規則(無論這種規則是法律還是技術標準)制定過程中得到反映，國家政權也容易通過行政和司法權力來對不同各方加以平衡。
然而，在這個國際分工空前發達的時代，生產者在甲國而消費者在乙國，制定技術標準的權力偏偏又集中在作為消費者的發達國家，我們不能天真地指望他們在規則制定過程中有充足的內在動力去主動了解、維護我們這些異國廠商和工人的合法利益；相反，西方代議制民主政制在這種情況下更容易使得貿易保護主義分子的圖謀得逞。只有積極參與進口方的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才能保證我們的合法權益在市場規則制定過程中得到維護。
此外，我們也希望企業積極參與發達國家制定有關技術標準和認證程序，更希望企業由此積累的知識能夠在國內得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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