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選擇了布什主義(2)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1月09日 15:21 《全球財經觀察》

　　美國轉型：對傳統價值觀的反動

　　布什與克里的角力，像極了1984年蒙代爾挑戰里根的選戰——同樣是民主黨挑戰共和黨，結果都是競選連任者獲勝，而競選主題也是類似的經濟繁榮與安全問題。

　　不同在于競選前4天，候選人還受到本拉丹對美國的威脅。更大的不同在于，布什此次的政策綱領——“布什主義”不僅激怒了自由主義者，甚至超越了那些保守主義共和黨元老容忍的限度。

　　基辛格是布什的堅定反對者，與他站在一起的還有另兩位共和黨元老——斯考克羅夫特、伊格爾伯格。基辛格是尼克松的國務卿，后兩位分別是老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都是世界外交界的常青樹。在26位發表聯合聲明的前政府官員當中，包括20名前駐歐洲大使、前國務院高級官員和著名將領，他們曾分別供職于卡特以來的歷屆政府。

　　為什么深深植根于當前美國和世界政治土壤的“布什主義”竟然遭遇了來自共和、民主兩黨，以及全世界的挑戰？布什主義不僅是對西方遵循和信仰的均勢、遏制和威懾戰略的拋棄，更是對美國歷屆政府，甚至是西奧多羅斯福、羅納德里根以來共和黨建立的傳統信條的背棄。

　　里根-撒切爾時代是西方真正的開拓時代，里根攜撒切爾一起，不僅重塑了“西方的信心”，更開創了一個為西方左翼和右翼都接受并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新自由主義傳統。嚴格來說，是開拓了英美資本主義的新時代。以至到2004年，施瓦辛格還記得在共和黨人談給企業以自由，減少稅收，加強軍備等時的感覺，“聽上去更像是呼吸一種新鮮的空氣”。

　　在經濟領域，自由主義包括私有化、貿易和投資的全球自由流動、有限度的福利政策、減稅等等；在社會方面，自由派講究自由、進步性、多元化等等。

　　自由主義的對外政策比較強硬——發展軍備、搞星球大戰計劃、在世界各地與蘇聯抗衡、支持阿富汗的反政府力量等。

　　這些核心綱領大多為后來的老布什和克林頓，以及梅杰和布萊爾所繼承。所不同的是，里根和撒切爾是打著保守主義的旗號干的自由主義，而作為新一代領導人，克林頓和布萊爾則是以“第三條道路”或新民主黨人——向中間靠攏，吸收共和黨(保守黨)的一些保守思想。

　　里根時代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遺產乃是“華盛頓共識”。作為一種標準的美式保守主義資本發展模式，“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及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風行一時，一度成為便于全球主流發展觀念。

　　這一模式也令美國更有利地利用其經濟和貨幣的全球主導地位，以美元為硬通貨，吸引全球資本和服務流入。克林頓時代則在堅守自由主義的同時，也向保守主義靠攏，全面重視經濟民生，完成了10年的經濟繁榮。這期間共和、民主兩黨都大力推動全世界的自由貿易和投資，開創了WTO時代。以至于人們甚至都分不清民主和共和黨的區別。

　　“分歧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倪峰研究員分析，本次大選的“極化”，可能是情緒化的表現。種種競選議題上的分歧都不過是對自1960約翰肯尼迪時代自由主義的校正，仍然屬于兩黨鐘擺的正常范圍。

　　倪峰指出，真正的轉型是美國重塑世界秩序的決心——冷戰結束后，老布什當年提出建立一個世界新秩序，因未獲連任，計劃被迫中止；克林頓執政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提倡“經濟、安全、人權”，把經濟放在第一位。再者，民主黨一向注重國際機制和多邊秩序，所以那些世界新秩序的鼓吹者被迫沉默了8年。

　　真正的改變始自喬治布什時代，而標志正是“布什主義”。

　　由于歐盟與中國等大國在1990年代后期的崛起，全球化加劇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使美國不再擁有昔日政治、經濟、軍事均獨步天下的優勢，加之2000年后美國進入經濟不景氣，而“華盛頓共識”模式在全球范圍內遭遇失敗，為了實現建立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目的，美國勢必要求一種比里根主義更保守、更具攻擊性、更具單邊性質的模式來取代“華盛頓共識”。于是，“布什主義”應運而生。“911”只不過是在適當的時機提供了一個適當的借口而已。

　　2001年，布什上臺不久就讀了著名記者羅伯特卡普蘭的游記《東至韃靼》。這是一本關于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到石油儲量豐富的里海沿岸這片鮮為人知、但又動蕩不安地區的旅行見聞。布什對這本書很感興趣，并在白宮接見了作者。

　　卡普蘭提出了“新近東”的概念，涵蓋從巴爾干向東延伸到“韃靼”、自歐盟東部和北約新邊界以東、俄羅斯南部、中國以西這個不穩定的地區。

　　這里蘊藏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可能成為21世紀世界政治的“地震儀”和資源爭奪的場所。他認為，要在中東、高加索地區實現穩定和文明，不要在沒有作好準備的社會強行實行選舉，而是要通過輸油管道和防御協議來推行該地區的轉變。

　　布什喜歡這本書并不是沒有理由的。眾所周知，布什的第一屆政府正是一個能源和軍火工業政府。在與布什家族交往20多年的高級顧問卡爾羅夫的指導下，布什的書單還包括《君主論》、《論性格》以及西奧多羅斯福傳記《羅斯福王》等。

　　正當人們即將忘記在布什執政第一年的所作所為的時候，“911”爆發了——這無異于富蘭克林羅斯福遭遇的珍珠港事件。作為戰時總統，布什不僅迅速團結了美國，更重要的是，他開始雄心勃勃地推動了在當時和后來都備受爭議的“布什主義”。

　　布熱津斯基則在《大棋局》一書中，把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這片歐亞大陸視為一個地緣戰略大棋盤，是既決定世界今后的穩定與繁榮，又決定美國保持世界主導地位的中心舞臺。

　　布熱津斯基提出，美國作為不同于過去所有帝國的一種新型霸權，就是要在法、德、俄、中、印這5個地緣戰略國家和烏克蘭、阿塞拜疆、韓國、土耳其、伊朗這5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之間縱橫捭闔，以在歐亞大棋局中保持主動，實現領導。

　　布熱津斯基建議，為保持并盡量延長美國在歐亞亦即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美國要依靠西翼“大歐洲”民主橋頭堡和東翼“必將成為地區主導大國”的大中華。在內外因素制約下，美國對外不宜有過高姿態，而應同5個地緣戰略國家在不同領域中、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增進或建立盟友或伙伴關系。

　　可惜的是，布什并未聽從這位前輩政治家的勸諭，而是拋棄西方一直信奉的均勢和遏制戰略，創造性地選擇盟友，把歐洲分成兩個，把聯合國放在身后，堅決地推動以超強國家為后盾的“布什主義”——代表著美國在新世紀按照美國標準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利益主張和發展模式，既綜合了美國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和經濟思潮，也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美國哲學的價值和世紀秩序。

　　不聽勸諭、違背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傳統的后果，就是包括知識界和傳媒的全世界大聲反對，盡管人們接受了其繼續推動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的承諾。

　　重要的還是經濟嗎？

　　“傻瓜，重要的是經濟”——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克林頓1992年的競選口號了。美國選民對于自身安全的擔憂和恐懼戰勝了一切，包括在伊拉克的挫折、經濟上的不平等、脆弱，以及面臨“華盛頓共識”的解體。

　　這可不能怪美國選民。事異時移，美國已非昨日之美國，世界已非昨日之世界。

　　“美國經濟仍然令世界羨慕。我們的經濟增長在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中領先。忘了嗎？20年前，批評家們曾說日本和德國將要取代美國。荒謬！現在他們說，印度和中國要取代我們了。你們信嗎？”盡管施瓦辛格不是權威經濟學家，但這起碼代表了一半以上美國選民的觀點。

　　即使從專業的角度來看，美國民眾也有理由相信，經過10年繁榮的美國確實已經遙遙領先于所有工業國家。

　　2003年夏開始，美國經濟進入緩慢復蘇，至今仍是世界頭號經濟增長引擎。世界經合組織(OECD)調低后的2004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測仍有4.3%，高于歐元區的2%。考慮到龐大的總量基礎，新經濟泡沫破滅之后4年即恢復到如此水平，不能不說是個奇跡；也不難理解一半的美國選民不理睬民主黨和知識分子的警告。

　　美國勞工部報告，9月份美國的失業率仍為5.4%；到9月底，失業總人數為800萬人； 2001年1月上臺至今的凈失業人數仍高達80萬人。

　　“作為一個經濟整體，美國是1990年代以來最大的贏家；但某些行業并沒成為勝利者，這也導致了美國選民的情緒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分析道，而作為國內政策分歧的焦點——減稅政策使美國社會極化現象愈趨嚴重。

　　金燦榮教授所指的行業“輸家”，指的是鋼鐵、紡織和隨著IT、電子和通信等產業服務外包轉移出去的行業。金燦榮認為，新經濟泡沫后，新經濟對整個社會的鼓舞作用日漸衰退，而新經濟的外溢效應減弱更使美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減弱，意味著美國政府啟動經濟的政策難度加大。

　　1990年代中期，新經濟開始發展的同時，美國開始了產業結構調整，隨之出現了外包現象。在美國，制造業收入相對比服務業高。外包導致了高薪職位的外移，制造業的從業人員隨之失業或者轉業，很大一部分流入收入相對低的服務業。

　　這種“沃爾瑪”現象中有兩個流動趨勢，高收入人群減少，收入減少，消費層次也相對降低。這種現象的結果必然是兩極分化加劇和民主資本主義的削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美國室副主任張鐵軍與金燦榮教授持有相近的看法。

　　布什主義實施的4年，正是世界貿易額激增、產業轉移加速進行的4年。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則是這場運動的最大受益者；與此同時，歐元區經濟加速整合，隨著歐盟的擴大，經濟整合的正面效應也開始顯現。這正是布熱津斯基強調的歐亞大陸的兩個橋頭堡。歐元區經濟總量已與美國不相上下；從1989到2001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平均9.3%的高速發展勢頭。中國甚至成長為與美國并列的世界經濟引擎。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歐洲、中國的崛起正是與“布什主義”等量齊觀的世界大事；

　　“布什主義”、“歐盟模式”和“北京共識”正在共同瓦解美國主導的“華盛頓共識”這一舊的世界秩序。代表循序漸進的創新和試驗、捍衛主權和利益的“北京共識”是喬舒亞庫珀拉莫于2004年首倡的概念。目前，拉莫就任高盛公司政治經濟問題資深顧問兼中國清華大學教授。

　　受到批評最多的是美國的財政赤字。如果美國人希望繼續享受現代化的服務業和軍事優勢，那就必須增稅，而增稅又將減少企業利潤；雖然減稅能刺激消費，但是又會增高財政赤字。

　　“布什主義”最大的后遺癥就是財政赤字高企——2004年度財政赤字將高達4500億美元，而2000年克林頓政府留下的是2360億美元的盈余。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道格拉斯稱，連續3年的稅收下降是“令人驚奇的現象”——這是大蕭條以來都未有過的。

　　“企業最怕的就是高赤字。因為美國企業做的都是中長期計劃，高赤字必然導致利率提高，這就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這是全面影響。赤字太高，政府必然會減少支出，如福利支出減少，消費支出也將減少。”克羅韋爾技術公司高級顧問陳開泰稱，赤字影響最大的是經濟低迷和高失業率。

　　在這一輪產業轉移浪潮中，強勢美元加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并進而導致失業率高企。為了適當扭轉貿易逆差，布什政府從2003年開始放棄強勢美元政策，一年內歐元兌美元已經升值了40%；同時，布什政府正在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強勢美元、低利率、低稅收和高赤字、高逆差本來就相互矛盾。令布什左右為難的是，伴隨著美元貶值的必然是世界資本流入的減少，這將打擊美國的服務業、資本市場和整體經濟景氣。然而這又是美國當前必須承受的代價。一方面，這將對全球經濟景氣構成威脅，同時也會加大全球資本、產業、服務和技術向以中國為代表的地區轉移。

　　在這個相互矛盾的體系中，美元匯率變動既是布什主義對美國傳統政策不得不進行的調整，同時也極可能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動的前兆。

　　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并沒有一個約束全球各經濟體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統一體系。處在新舊秩序交替時期的美國高貿易赤字、財政赤字正在成為全球經濟互動中的不穩定因素之一。

　　與“布什主義”一起，歐盟模式和“北京共識”等正在共同締造新的世界光譜。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將深刻影響全世界的商業環境、資本和技術流動。這正是新世紀一切機會和風險的根源。

　　“美國建立冷戰后世界秩序的構想源于美國的國內政治和社會模式；由于美國的政治體制、多元社會和社會思潮所具有的某些特點，以及美國經濟實力繼續相對下降的趨勢，它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沒有能力或沒有意愿對外運用其實力的超級大國。”布熱津斯基是少數對美國處境保持清醒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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