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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儒國
實施好述廉制度，對于發展黨內民主和推進人民民主，對于促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述廉制度是創新黨內監督方式方法、加大監督力度的
一種嘗試。然而，當前述廉制度的實施有的并未取得預期效果，有學者直斥為“花樣”，呼吁廢止；有群眾形容“臺上一根煙，臺下忙幾天，握握手來劃劃圈，填完表后說再見”，就很能說明問題。一是認識不正確。紀檢機關很多沒有認識到述廉的意義，也沒有指望通過述廉能夠解決多大問題，導致述廉落實力度疲軟。二是創新不主動。開展述廉工作沒有特色，與其他干部考核考察制度內容和方式方法互相交叉和重疊，給述廉對象和社會輿論都造成了無意義無作用的抵觸情緒和認識誤區。三是組織不得力。述廉活動籌備工作復雜繁重，牽扯的精力大，少數紀檢機關往往對述廉過程草草了事，對評議結果也不調查、不處理，使述廉流于形式，走了過場。
因此，必須要找準述廉的有效途徑，使之真正有效發揮作用。
從法理學角度來看，述廉機制是一種“載體”制度。述廉是一種自律機制，依靠的是官員的自覺性。而這種自覺很多時候是靠不住的，所以單靠述廉制度本身對官員的約束和震懾效用有限。這就要求述廉制度必須與他律機制相互配合、有機互補，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現實工作中，述廉制度要與政務公開制度、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收入申報制度相結合，保證述廉的真實性；要與組織監督、班子內部監督、群眾監督、自我監督等多種監督形式相結合，保證評廉的科學性；要與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考核、責任追究相結合，保證用廉的嚴肅性。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述廉核心不在于“述”而在于公開。述廉制度不是一種完善的社會監督機制，只是屬于黨內的一種監督形式，距離真正的社會監督還很遠。對于那些已經腐敗或者正在腐敗的領導干部來說，這項制度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述廉制度的社會意義就在于，向公眾提供領導干部公開渠道，提高群眾監督的積極性，最終形成成熟的社會監督大環境。
從行為學角度來看，述廉的關鍵障礙是信息的不對稱。對領導干部的監督之所以乏力，關鍵還是信息上的不對稱，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從行為學角度來看，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是增加監督的角度，采用全方位考評。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構成一個“最不壞”的程序行為�！�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述廉必須兼顧好“成本與效益”原則。述廉制度要真正發揮效益，在各個環節的設置上進一步周密、細化、合理。同時也要兼顧成本。例如在述廉主體上，僅以縣為例，平均數十個鄉鎮上百個單位，科級干部上千，全部述廉根本不可能，就算只述黨政主職，加上前期準備和后期整理，耗時也要以月計，而且時間非常緊，只能蜻蜓點水。如果技術上不考慮成本，只會使組織者厭倦、參與者厭煩。而且從經濟學統計理論來看，樣本太大不但成本高，而且積累的錯誤也多。所以，“代價最小、效果最好”要成為述廉制度設計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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