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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岳散人
日前廣州舉行的第二屆性文化節，首次允許16歲以下青少年觀看所有性器具、性宣傳，據說這一“放開”引起許多家長的關注。專家對此的解釋是：中國家長在傳統上對孩子
的教育就是“這也不能”、“那也不能”，只要是與性有關的事動輒“禁止”，但事實證明，對青少年更有效的性教育辦法是“疏導”和“解釋”，而不是“壓制”。
疏導比嚴禁更有效，要是我沒記錯的話，大禹的老爹應該是治水不力讓“上面”給法辦了。他用的方法最直觀：堵。洪水到哪里，他老人家就堵到哪里，一副拼命三郎的模樣。可惜，事兒辦砸了。
類似的，還有南京的一則新聞。據南京媒體報道，前些天有大學生上街宣傳艾滋病的預防知識，順便發放了一些避孕套什么的。據說，有些南京的好市民對此頗有微詞，報道引述一位老人家的話——“讓大學生干這個不合適，尤其是把關于性的照片公開展示、現場發放避孕套，都有負面效應，誘發不懂事的孩子走上歧途”云云。
這里的“歧途”是我最不明白的一種形容方式。按說保護自己免受疾病侵害怎么也算不上“歧途”，而掌握正常的生理知識恐怕也跟“歧途”不沾邊。能讓我找到的惟一解釋，就是這些物品可能喚起年輕人對于“性”的好奇，可這基本上是一個人必然經歷的生理成熟過程，要是這也算“歧途”的話，太監可能是這世界上最不會走上這種“歧途”的人。
既然我們的社會要延續，走太監之“正途”不是一個好選擇。按說我們明智的祖先早就把這事兒琢磨透了，比如大禹他老人家接過他老爹的鏟子以后，就把水給疏導出去了，至今大家還念著他的功勞。人類天生的生理過程就像流水似的，堵是沒什么用的，只能進行“正確的引導”。而引導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告訴年輕人如果不注意的話，會有什么什么后果。
一般而言，現代社會重要的標志有兩個：一個是個人隱私得到保護，一個是公共事務需要透明。在我看來，發出“歧途”高論的人對于公民社會沒有基本的概念。患病個體的權利屬于個人隱私，而告訴大眾怎么預防疾病就是公共事務。我們都應該還記得“非典”在不透明的環境中，給我們帶來了多大的恐懼與損失。而艾滋病雖然傳播方式沒有那么可怕，但隱蔽性強，更不容易為大眾所防范。
對于一種威脅人身的疾病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訴大家應該怎么進行防范，至于這種疾病與上半身還是下半身有關，其實沒有任何關系。只有這樣的透明機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疾病的傳播。
這個道理其實不光對于疾病有效，在任何健康的社會里，最大的恐慌不是災難的發生，而是沒有正確、權威的渠道了解到底發生了什么。在一個不透明的社會，不透明就是所有恐懼與謠言的溫床，就是動亂的培養基。
這種不透明社會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用道德來注解一個純技術性工作。那個說“歧途”的老者就是在潛意識里把“性”當做了一種骯臟的東西，否則他“歧途”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用道德的大帽子來掩蓋真實世界發生的事，讓大家都以為這個世界一片歌舞升平，青年男女們都做“思無邪”狀，不是選擇性失明，就是根本沒把人本身當做有獨立思維與精神的個體。
順便說一句，看到這種說“歧途”的人，除了讓我想起大禹他老爹的教訓以外，我還想起歷史上一個有名的皇帝。該皇帝曾表示，他對于女人不感興趣，連看見她們都覺得討厭。后來寫歷史的史官也沒評價這事，就是把該皇帝的子女統計了一下，好像是兩位數。這事照我的理解是這樣的：裝什么圣潔，就跟那點事誰不知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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