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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兆勇
新加坡成為亞洲四小龍，開放路線是由經濟而政治，互相匹配，其中不少經驗可圈可點。亞洲各國發展模式是非常不同的，不能僅僅因為有的國家是一院制議會，就說他們不是現代政體，這樣說難免偏頗。
讀罷《南風窗》2004年9月上半月黃鐘文章《別向新加坡看齊》，感到這是如何對待別國經驗的問題。如果不會學習，就會造成如新加坡前財政部次長沈基文所說“所學到的，往往50%是好的，50%是壞的。”
國無論大小、成敗，均有可借鑒的地方。悍將只把左軍中軍右軍、馬軍步軍水軍視為武裝力量，名將則能將山川萬物化作武裝力量。
新加坡作為亞洲“小巨人”，其經濟成就應該有以下幾點：比如對于嚴重的房荒問題，新加坡早在1980年代初就使75%的居民住進政府所蓋的高樓大廈公寓里。新加坡建屋局打破了“政府機構效率低”的經濟規則，政府在源頭上低價征購土地自建住屋或賣給民間以建設住屋，住屋必須依照政府所定的低價行銷，這樣從根本上杜絕了發生土地投機或兼并的可能；再如，為了遏制能源危機的過早爆發，新加坡曾經一度將汽車稅調高25%，停車費增加50%，汽油價增高22%，使新加坡小汽車成為全世界課稅最嚴重的地區，同時緩解了交通擁堵；新加坡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有條件地成功禁乞，而我們目前的“公共知識分子”還要為爭取乞討權而斗爭；新加坡政府預留出人口增長二分之一所需要的生存資源，使新加坡20年時間內仍然具有作為最適合人類居住地方的競爭優勢，對比我國目前的“掠奪式開發”不是很好的鏡鑒嗎？
作者黃鐘對新加坡的威權模式，尤其是對于新加坡之父李光耀進行了批評，進而對于新加坡的政治架構評價過低。其實，不能簡單地因為人民行動黨數十年一黨執政，就對新加坡政體作出單方面的評價。人民行動黨數十年執政，建立起了精英政治，議會內閣制，政府廉能高效，政府高管中非新加坡出生人士占有相當比重，政權具有相當的開放性。“保持廉潔杜絕貪污”是人民行動黨的成功秘訣，國家民意代表的“選區理念”已成為基本意識，接見、拜訪選民成為其日常工作。
新加坡政府于生產方面，對企業的發展一向沒有干預。于金融方面，匯率、利率完全由市場決定，金融管理局(類似中國人民銀行)的管理架購是商業模式的董事制；貿易方面，除極少數商品外，幾乎完全沒有限制。新加坡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有一個強勢政府，更注重社會公平。新加坡勞資雙方和政府代表共同組成的“全國工資理事會”，在1979年提出增加勞工工資20%的動議，當年新加坡勞動生產率增加不及3%，政府仍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迫使企業盡快提高產品附加值，結束了“血汗工廠”的歷史，這對我國當下企業普遍以廉價勞動力為惟一競爭能力不乏警示意義。
新加坡成為亞洲四小龍，開放路線是由經濟而政治，互相匹配，其中不少經驗可圈可點。新加坡人認為，生產力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新加坡從知識和財富的自由流動，引申到對人才的尊重和對人性的尊重，發放護照絕無限制，外來人才和本國國民均享遷徙自由；政府對廉能的追求，公開從總理到次長乃至一般辦事人員的薪資，公務員即使接受兩元錢的饋贈，也不敢不照價付給。政府斷然裁撤不能履行職責的機構，進而將政務完全置于國民的監督之下，由責任政府而擴大到責任政治；即使從新加坡一份簡單的交通違規罰單的細致程度，也可以明確感受到新加坡已經近于一個法治社會，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廢立必須充分體現公共性；新加坡還開展“新儒家運動”，終于進入到一個心靈競賽的國家；如果再說到新加坡夾在中國、印尼、大馬之間，能夠生存發展并走向繁榮的政治智慧，不能不對新加坡經驗三思。
(作者為中國海外投資論壇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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