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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11月6日已經從昏迷中部分蘇醒，能夠睜開眼睛，并與醫生進行對話。這是醫生對他“極度復雜的臨床狀態”進行全力處理的結果。事實上，巴勒斯坦的未來、以巴關系癥結的“臨床狀態”也同樣“極度復雜”。
雖然阿翁已為巴勒斯坦的獨立事業奮斗了一生，勞累了一生，但這項事業卻仍離起點不遠。天生英雄氣蓋世，這種以英雄主義為特點的心理氣質，幾乎主導了他一生的奮斗歷
程。幼年喪母，在耳濡目染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欺壓”的氛圍中成長，注定了他的性格固執而堅強。面對強敵，以武裝斗爭為事業的起點是他必然的選擇。
1956年，阿翁就投身戰斗。1964年1月18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同年底，他親手組建了軍事組織“暴風”突擊隊，后多次參加反以戰爭。1969年2月，阿翁開始擔任巴解組織執委會主席。“槍桿子里出自由”不是到處都可兌現的真理，阿翁十幾年的武裝斗爭未能取得理想結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阿翁轉向和平談判道路。這是他斗爭理念和方式的一次轉變。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艱難的巴以和談中，雙方取得了包括《巴勒斯坦自治原則宣言》在內的諸多重大成果。1994年阿翁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一個以偶像為領導者、文化層次相對不高的斗爭隊伍中，很可能是英雄而不是群眾來主導巴勒斯坦民族的命運和歷史的方向。當然，筆者絲毫不懷疑阿翁對他的祖國和人民的感情，但巴以關系遲滯不前、個人事業未竟，又何嘗不與他個人性格與認識水平密切相關？如果說他由武斗轉向和談是一次認識飛躍，那么冷戰后，特別是由于“9·11”事件的發生使世界轉入反恐時代后，他應有的再次認識飛躍卻遲遲沒有出現。
拋開巴以關系中巴勒斯坦所處地位、所受待遇的公平與否不談，如果從巴民族休養生息、展望未來的基本利益分析，阿翁對理想和公正的僵硬訴求使他堅強有余而妥協不足。于是，他一次次拒絕在耶路撒冷歸屬、移民定居點等問題上讓步，繼續他的路程。將整個民族浸染于他悲愴的亡國失土的情緒下，巴民族已然陷入日益增長的極端主義情緒，而在反恐時代，阿翁的反恐立場和作為，已使他漸失美國和世界原有的同情。
以一己之力，抗以美聯盟，阿翁幾成現世堂吉訶德。他以及他的民族都未能認識到，反以色列雖有一百個正義理由，而巴勒斯坦人事業的結局，很可能已被釘在了強國不可更改的既定藍圖上。他和巴勒斯坦人的正義事業與強國利益并不合拍，這就注定了阿翁的永久遺憾和巴勒斯坦的漫漫悲情。
阿翁之后，中東仍是由強國主導的世界。阿翁把生死置之度外，說他“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果真如此，新的巴勒斯坦領導人應當謹記：妥協務實而不是英雄主義，是弱者通過博弈爭取利益最大化的惟一途徑，也是巴勒斯坦看見晴空的惟一希望。
□劉虎(暨南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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