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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之初就要考慮到其長期穩定性，從而防止投資者因為對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而發生動搖，避免市場及整體經濟的不穩定。
瑞典皇家科學院10月11日宣布，挪威經濟學家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普雷斯科特因為在“經濟政策一致性”和“商業周期驅動力”理論方面的貢獻分享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普雷斯科特和基德蘭德這對師生組合所研究的經濟政策設計和經濟周期動力等領域，是宏
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領域，其成果不僅極具學術價值，更深刻影響了當代宏觀經濟學政策實踐。
20世紀70年代，“滯脹”成為美國經濟的重要問題。經濟學家在解釋這一問題時，形成兩派。一派試圖用在凱恩斯學派的框架下解釋滯脹問題，主要來自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而另一派開始采用新的方法，對當時的主流發起挑戰。普雷斯科特跟隨199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盧卡斯等人加入挑戰者行列。
借助深厚的數學功底，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開始以最優控制論為工具研究動態經濟系統。然而，他們后來發現最優控制論并不是經濟規劃的適當工具。1977年，兩人共同揭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動態一致性的問題。如果經濟政策制定者缺乏有預見性的貫徹既定政策的能力，他們通常不能取得最優的政策效果。
政府政策的動態一致性指的是，一個政策不僅在制定階段應該是最優的(至少從政府的角度看)，而且在制定之后的執行階段也應該最優的。如果一個政策只是在制定階段是最優的，而在執行階段并不是最優的，這個政策就是動態不一致的。這是因為政府并沒有積極性來真正實施這項政策，自然公眾也就不會相信這項政策。
在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里，政府關心的不僅是通貨膨脹的問題，而且還有失業的問題。通常，人們預期之外的通貨膨脹能在短期內刺激廠商增大投資，從而使產出增加，就業增加。政府控制貨幣的發行，而貨幣增長通常是通貨膨脹的關鍵因素，因而政府就可能通過控制貨幣發行，將通貨膨脹控制在較低的水平。因此，盡管政府并不喜歡通貨膨脹，但如果預期通貨膨脹較低，從而額外通貨膨脹的邊際成本較低，則政府就有激勵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以將產出暫時推至正常水平以上，從而降低失業率。如果政府這樣做，可以達到上述目的，政府會容忍某種程度的通貨膨脹。因此，在公眾預期通貨膨脹較低的情況下，政府會事先承諾執行低通貨膨脹政策。但如果公眾知道政府有這個激勵，那就意味著公眾實際并不會預期通貨膨脹較低。最終結果是政府采取相機抉擇政策未使產量增加，卻導致了更高的通貨膨脹。這個現象以前僅僅被認為是政策失靈，而動態一致性的工作對這些問題提供了共同解釋。
為什么政府不按照事先承諾去執行較低的通貨膨脹的政策？那是因為政府食言，愚弄公眾，執行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所得到的收益，比政府執行事先承諾的低通貨膨脹的收益要高，因此，政府沒有積極性兌現自己的承諾。
根據產出與通貨膨脹在短期內的交替關系，只有當實際發生的通貨膨脹比原先公眾預期的通貨膨脹水平“意外”地高出一部分，公眾即私人部門才會采取擴大產出的手段，如調整投資、工資和價格，即只有未被預期到的通貨膨脹才會影響實際產出。由于公眾是理性的，他們會預料到政府的這種行為，從而改變原來的預期，上調預期通貨膨脹的水平，使政府的計劃落空。
政府由于無法使公眾相信低通貨膨脹率而自受其苦，可以說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公眾記住政府的每一次事先承諾和貨幣政策執行效果，并對其每一次政策失誤和未守信采取某種形式的事后對抗，則即使通過通脹手段可以增加就業，貨幣當局必須面對違反原有承諾的后果。事后對抗所造成的成本可以大到抵銷增加就業的收益。
兩位獲獎者指出了導致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問題的癥結：由于私人信息或者是缺乏可信的承諾，并形成政策效率和執行激勵之間的權衡。政府擺脫這一困境的辦法之一是實行單一的貨幣政策，即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一個固定的貨幣增長率。因為法律規定限制了政府行動的自由，等價于一個可信的承諾行動，政府反而可以受益。政府對自身聲譽的考慮也會約束政府機會主義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博弈實際上是一個重復博弈，有一個不制造通貨膨脹的聲譽可以使政府長期受益。
兩位經濟學家對動態不一致性問題的貢獻給宏觀經濟學帶來20年的黃金時期，啟發了眾多重要研究。政策的動態一致性問題存在于貨幣、財政等需要政府承諾并加以執行的各個政策層，他們開創性的貢獻為在經濟政策可信度、政治可行性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為很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改革和貨幣政策設計等工作提供了指導，特別是在設計和發展獨立的、有信譽的中央銀行這一問題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在實踐中，央行獨立性、選擇保守的中央銀行家執掌央行以及近期的盯住通脹的貨幣政策框架，實際上都源于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思想。
此外，“經濟政策一致性”理論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一理論強調，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之初就要考慮到其長期穩定性，從而防止投資者因為對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而發生動搖，避免市場及整體經濟的不穩定。如果政策多變，即使在某一個時點上效果較好，長期內也不會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可以說，他們重塑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
除了在經濟政策一致性的杰出貢獻之外，兩位經濟學家還在在盧卡斯的理性預期理論的指導下，提出了真實經濟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模型。在他們的經濟周期模型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供給等許多因素的預期都影響到經濟周期的變化，技術進步的真實波動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額、投資額、工作時間都產生了變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傳統凱恩斯模型中，經濟波動主要是貨幣擾動和其它總需求擾動和名義價格或工資的緩慢調整相結合的結果。
普雷斯科特是一位高產的一流經濟學大師，他喜歡在深思熟慮之后才給出問題的答案。除了獲獎的兩項貢獻，他還在一般均衡理論、銀行、金融、經濟計量方法論等領域作出了杰出貢獻。即使在諾貝爾得主群中，他的貢獻足以笑傲江湖。普雷斯科特培養了大量的經濟學博士，其中基德蘭德就是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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