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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佳寧
四川省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以及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量化”為25項指標，用于考察市州黨政領導班子政績，該考核指標體系及評價辦法已經開始操作。(據11月3
日《四川日報》)
全面、客觀、準確地考核評價基層黨政領導班子的政績，并且建立相應的考核評價體系，一直處于“只聽樓梯響，不見有人來”的時態，蓋因考核手段的不確定性及“左右搖擺”。在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的大背景下，重新考量對黨政官員的考核，僅有一些“定性”標準顯然有違考核的初衷。每逢年終歲尾，對干部實績的綜合性評價不夠科學，導致考核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虛假成份，影響了考核結果的真實性。尤其是對不同職級干部的評價中出現主要領導年年評優、一般干部輪流坐莊，制約了考核工作激勵作用的發揮。所以，“量化”官員政績作為一種考核制度，似乎姍姍來遲。
對黨政官員的業績考核，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由“政治掛帥”到“經濟增長”為中心的轉變過程。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考核指標，確實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激勵和增長效應，但是，這種考核方法實際上已成為惟GDP增長論，產生了為升遷而不得不“惟上是從”，以致一些對付考核的“潛規則”粉墨登場。這類脫離公眾、脫離實踐的動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現行黨政官員考核指標體系和機制有內在關系。因而，四川省的25項“量化”指標具有一定的導向意義：經濟發展類除了GDP、財政收入等常規數據之外，還有城鎮化率、工業增加值和經濟效益、財政資金農業投入比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等5項指標。
但是，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量化”指標顯得不好拿捏。在與時俱進的新要求下，那種在考核過程中偏重于聽述職報告、民主測評、個別談話、查看資料等靜態考核方法著實需要調整。特別是在一些地方，考核者對干部情況的了解較多地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缺乏應有的深度，不能根據單位的主要職能、領導干部的崗位職責和在考核中遇到的實際情況靈活調整考核方法，影響了考核工作的效率和考核結果的準確性。所有這些均亟待融入“量化”的做法。
在一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諸多結論的失誤、諸多問題的產生，大都源于考核評價標準的不科學、不準確、不全面和不完善。就如一個“方向標”，指向哪里，受其制約的人們就會奔向哪里。倘若“方向標”含混不清甚至指向錯誤，諸多人的著力方向也必然含混不清甚至出現錯誤，諸如“工作方法注意不夠”、“處理問題不夠大膽”、“聯系群眾不夠廣泛”等“定性”考核還是少些為好。
“國以政興，政以人興。”一個地方發展的快與慢，關鍵是要有一個富有戰斗力、凝聚力、創造力的領導班子，要有一批具有創新理念、開放意識、務實作風的領導干部。今年2月，廣東省人大教科文衛委根據非典的教訓，提議將“防病”列入官員政績考核內容；近日，山東省政府為強化執法責任和行政責任追究制，將重特大交通事故發生率列為干部政績考核內容；黑龍江省將征地補償安置列入干部政績考核；江蘇省將“農民充分就業”列入干部政績考核……這些地方的的探索與實踐，充分說明了“量化”考核官員特別是建構干部考核評價體系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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