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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黃 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
記者：近一段時間來，您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有較深入的關注。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您是從哪一種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的？
陸學藝：我認為，在社會轉型期，我們應當密切注意當前中國的所謂三農問題。應
該說，三農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
近一段時間來，中央政府對三農問題有了高度的重視，有很多具體的政策措施。通過政府各個方面的努力，包括各項對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保護措施，加上今年的風調雨順，我們今年的農業問題還是形勢很好。但我認為，三農中的另兩“農”：農村與農民的問題還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的現實。而農民、農村問題近來更多地表現在土地問題上。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我想可以說，土地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我有一個數據：就拿農民的群體上訪來看，2001年以來，每年增幅都有17%，幾乎比咱們經濟發展的速度快了一倍。而其中最主要的基本都是土地問題引發的。我想，就當前的社會穩定現實狀況來說，這是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如果政府在解決農業問題的同時，能把這件事管下來，那么我們的社會問題就解決了70%多。
今年中央出臺了很多好政策，一個是停止征地了，第二，給農民補貼。在我們江浙那邊，一畝地補二三十塊錢，因為那邊的地少。東北的地，一畝地能補到460塊。農民增收5%，糧食增產的數據最近也快出來了。應該說，農業問題的解決取得很大的突破。但我想，現在我們重視三農問題，實際上更重視的是農業問題，糧食以及農副產品的供應問題。但事實上，三農問題就是一個整體性、系統性問題，三農問題都解決了，經濟總量就會較為順利快速發展。反過來，農民問題不解決，農村問題不解決，農業就不能良好發展，農業問題也可能得不到根本性的解決。
但現在的問題是，農民的失地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盡管中央提出說，這半年不許征地，但是下面的許多干部出于一些考慮，對此并不積極。農民不愿意土地被征，但是干部說，我上項目怎么辦？我們的地方經濟要發展，怎么辦？仍然拿農民的土地開刀，實際上，以地生財，就是奪農民的地。在有些地方，我們的有些官員出于各種目的，和開發商聯合起來，剝奪農民土地的現象還是很嚴重的。
記者：土地是中國農民的根。這一點我們黨其實是認識得很清楚的。但是農民問題，農村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大發展的時期，用地和發展無疑成為了一對尖銳的矛盾。您又怎么看這一點？
陸學藝：這的確是一個矛盾。三農問題是影響現在社會穩定的很重要的問題，土地問題又是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方面。我們應該從土地制度方面來考慮這一點，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保持長治久安的辦法。
有一句老話，我看還有用。當年都說，農民得到了土地，共產黨得到了農民。土改把土地還給了農民，咱們土改立了法，給農民分了地，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農民喊毛澤東萬歲。但后來又通過農村土地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收歸集體。但這個“集體所有”是誰？問題是國家沒有得到好處。所有權在一些干部手里，實際上現在的土地制度對一部分人有利，對國家和集體沒有利。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土地應該還給農民，耕者有其田。當然，從政策上可以過渡一下，采取多種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如果可能，我想首先應該考慮的，是能不能把宅基地先還給老百姓？總之，最寶貴的土地，不能交給一些靠不住的干部去管。現在有人說，最痛快的事是什么？就是賣人家的地。現在農民的地，干部把它賣了，干部得好處，各級干部得90%，農民得10%。大片的土地，幾年的工夫耽擱撂荒，這樣對農民不利，對國家不利。耕地的占用，要嚴格控制，而且要提倡增加耕地，建設耕地，改造耕地，制造新的耕地，爭取平衡。占用土地，土地的收入，利益的分配，必須公平合理，整地之后必須給合理的補償，不能夠利用土地來發財，地方政府把土地作為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這個必須制止。一定要保護農民的財產權利，城市化過程的實惠，農民也應該得到一點，如果現在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剝削農民的基礎上，農民越來越苦，那就有悖于我們共同富裕的方針，有悖于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解決農民問題要靠社會流動制度健全化，要靠土地制度健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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