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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三畏
鄢烈山先生9月27日在南方都市報發表《“郎氏質疑”大辯論結果圓滿》的評論，初看還有點想不通。我原本以為，這個“大辯論”應該跟任何“大辯論”一樣，無所謂“結果”，更說不上“圓滿”的。甚至，鄢先生這份厚道可能找不到人領情。但后來我從我個人的角度來想，我覺得我受到了兩點教益。
第一點。是知識精英們讓我徹底拋棄了一個幻想。學者們“質問”道：你以為國有資產有12萬億元，連農民都計算在內，每一個中國人有9000元，“可是，這是真的嗎？我要賣房子了，缺錢用，我想把這9000元變現，為了盡快變現，我決定打折出售，可是問遍所有朋友，6000元沒人要，3000元沒有要，1000元也沒人要，白送也沒有要……只要心智正常，誰都知道全民所有制那個所有權是虛的”(南方都市報9月6日第三版，朱恒鵬文)。
這種心智特別正常的宏論，本來是為了慶祝我們沒有“俄羅斯式的民營化”“兼與郎咸平商榷”的，但我讀了就心慌。因為我原先也認為我“占有”9000元國資，雖然我沒法把它變現，但如果有關方面愿意，把這9000元“俄羅斯化”，變成“我的股票”……我甚至能感覺到這9000元是“實在”的，而且我還在別無選擇地支持它們——我在使用中國移動，我看長虹電視，我在……再說它們也在增值，也還在繳納稅款，從它們報給出來的賬，“我的9000元”并沒有像冰糕一樣化掉。我也知道國有資產沒有效率，但既然當初所有的“民營化企業”都改造為“國資”了，既然這一劇烈的變遷早已歷史地完成，現在要改，可以，沒有人不贊成，但應該公開地公正地民主地改，而不是悖入悖出，否則等于把悲劇當正劇重演一遍……通過他們的辯論，我明白了：“國資是注定要流失的，不以這樣的方式流失，就以那樣的方式流失�！倍袊膰Y就是要“中國式的流失”，不要俄羅斯化，也不要東德化，還不要波蘭化的流失……現在，我明白了，我不再掛念那9000元了。而此前，雖然我自命一不瞎二不聾，大致知道“社會轉型”的現實意義是什么，但并沒有痛痛快快地丟掉幻想。
這是我的第一個收獲，它使我趕上了時代的步伐，匯入了“社會主流意識”中去了。
與此同時，外行看熱鬧，這個段子可能有資格成為一個經典故事：一位北大教授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訪談，開口先表示，他再不站出來好像就有點對不起世道人心似的。可憐郎某人在什么地方說了一句“國資是誰的？你的、我的、我們大家的”，但這家伙連大陸戶口都沒有，所以，我們那位北大教授是這樣批評的：你也有資格來攙和“我的、我們的”？“那可真叫瞎攙和。有他什么份兒？國資再產權模糊，權利主體不包括他應該很清楚……憑什么郎咸平也有權說國資是他的？當然是中國人，更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但財產關系要明確界定，不可以彼此共產，否則天下大亂。套套近乎、唱幾句高調，財產權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為。說得嚴肅一點，這叫企圖染指國資。大叫保衛國資的英雄們哪里去了？八桿子打不著的人也可以說國資有份，正好說明傳統的國資非改不可�！�
我想了又想，最終難以排除這個段子給我帶來的傷感。我倒不是說當初為了實現“國資最大化”，連外國人都可以請來幫忙，而同祖同宗一國兩制的人為什么不可以說“我們”，而是說，教授能津津有味地把“我們”一詞發揮到這樣的極致，他怎么會覺得“我們”這樣有趣呢？
再一點，是說到這場辯論對決策層的影響。鄢烈山先生文章中還寫道：“不論與‘郎氏質疑’有無直接關聯，國資委從8月13日到8月26日，連下四道‘金牌’檢查國企產權交易，這樣就使這場大討論在實踐層面上得到了呼應，為推動國資委決策的落實創造了有利的輿論環境�！钡矣X得鄢先生不應該這樣推論。因為，如果真“無直接關聯”，就不能說在“實踐層面”上“推動”了什么，怎么能“不論”呢。何況，有關方面是明確表示過“國資委最近的檢查工作，與郎咸平掀起的討論無關”的，你不能置當事人的態度于不顧。雖然鄢先生的猜測應該有理由，因為向來居廟堂之高，公開地表現得從善如流，是很失面子的，當即吸收民間思想或者受到民間促進，這樣的先例更很難尋，但只做不說，悄悄地改變套路還是有的�？蔁o論如何，在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建立起來以前，決策層的底牌，還是應該以他們自己撬開的為準。
總的說來，在這場所謂的辯論中，只有一點是不辨自明的共識，那就是有人正在巧取或者豪奪國有資產。再則，即便有關國家民族重大前途的、有關社會正義的、吸引了全社會的注意力的辯論，有關方面也很難放下架子，與民間的良心和智力資源建立良性的互動。莫非這兩點都是時代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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