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于諾貝爾經濟學獎，我的愿望表上有三個人，一是塔洛克(G. Tullock)，二是阿爾欽(A. Alchian)，三是張五常。結果大家知道，得獎的是另外兩位學者。
這兩位學者(F. Kydland和E. Prescott)，是因為在“時間不一致問題”和“真實商業周期理論”上作了開創性貢獻而獲獎的。也就是說，今年這個獎，頒給了對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作出有力批判的學者。
宏觀經濟學起源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凱恩斯。他研究一些全社會的匯總量之間的關系，這些匯總量包括“國民生產總值”、“總需求”、“政府開支”、“市場利率”、“儲蓄量”、“失業率”、“通貨膨脹率”等。凱恩斯及其追隨者認為，這些匯總量之間有因果關系，所以可以由政府調控某些匯總量，從而改善另外一些匯總量。最著名的就是“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這兩個匯總量之間存在顯著的反向關系，此消彼長。有了這層關系，要降低“失業率”就簡單了，提高“通貨膨脹率”就行了。
而今年兩位獲獎人指出，政府的經濟政策有多重“滯后”，包括從察覺問題到提出解決方案之間的滯后、從提出方案到得到審批的滯后、從得到批準到執行之間的滯后、還有從執行到開始見效之間的滯后。而就在產生這些多重滯后期間，其他的因素并未停止作用。
以通脹為例。政府若打算用通脹來刺激就業，就必然會經歷上述四重滯后，也就是慢了四拍，而市場并不會停下來等。人們一旦察覺政府的舉措就會作出理性預期，調整中長期合約，于是導致尚未實施的通脹政策失效。結果，政府只好采取更猛烈的措施。這樣惡性循環，就為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滯脹”埋下了禍根。
兩位獲獎人見解獨到，但由于凱恩斯理論錯得淺，所以對凱恩斯的批評雖然對，但也對得淺。經典的凱恩斯理論之所以流行，諸如乘數理論、通脹與失業關系、菜單成本、流動性陷阱，是因為政府要干預經濟而被選中的緣故。
學術上，有人從事“破”，有人從事“立”，都是貢獻。但“破”的價值，往往不如“立”，就算把別人“立”的理論批駁得體無完膚，它也未必會被拋棄，除非你“立”一個更好的替代品。
我愿望表上的三位經濟學家，成就都是集中在“立”上的。塔洛克與布坎南(J. Buchanan)共同開創了“公共選擇”學派，他未能與布坎南在1986年同時獲獎，令人遺憾。“非市場現象”觸目皆是，小至家庭、企業和俱樂部，大至機關、政府和國家，都是靠“合議”而不是靠“買賣”來解決問題的。塔洛克踏入這個領域，不懈探索了半個世紀，是創始人。阿爾欽與張五常兩師徒的共同貢獻是產權分析。阿爾欽把產權現象帶到了抽象的層面，拋開了有形的事物，從“排他使用”的角度來研究產權；而張五常首先提出了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的區分，若不按他說的去分析，就無法說清楚什么是產權保護。還有，阿爾欽的“經濟進化理論”，張五常的“分成合約理論”，也都是以“立”而聞名的。
對國內近來傳聞“最有機會得獎”的其他經濟學者，我個人認為機率比較小。因為學術評估需要時間。薩繆爾森1947年寫《經濟分析基礎》，到1970年獲獎，等了23年；哈耶克1929年寫《貨幣理論與貿易周期》，到1974年獲獎，等了45年；弗里德曼1957年寫《消費函數理論》，到1976年獲獎，等了19年。此外，斯蒂格勒等了21年；布坎南24年；索羅31年；科斯31年；貝克24年。把最短的弗里德曼和最長的哈耶克去掉，“成就考察期”平均是25年。這八位在國內特別有名的諾獎得主，從其得獎著作發表到最終得獎，都經歷了漫長的等待。最近才寫成的論文，獲獎機會幾乎接近于零。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