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有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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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由瑞士公布的“2003年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調查結果”，引起了北京人的感慨。這 份調查顯示，2003年，北京名列東京、莫斯科、大阪、香港四城市之后，排名全世界城市生活成本第5名，比日內瓦、倫敦、漢城、蘇黎世、紐約等城市還高。

　　一位名叫蔡永飛的學者對此進行分析后認為，富人的消費是拉升所有人生活成本的根本原因。因為富人的存在，讓大多數收入較低的北京人難以支付生活成本；由于高收入階層的存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已經并將繼續呈現生活質量下降的趨勢，他的研究結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富人的消費損害了窮人的利益。

　　北京市統計局有這樣一組數據：北京城市居民購買力總量已經高達3801億元，戶均也達到128145元。蔡永飛通過分析認為，購買力達到128145元的家庭，在北京老百姓中絕對是少數，因為根據2001年的統計資料，北京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只有18640元，僅憑這一點收入，不可能積累出那么大的購買力。是誰在大規模消費？是富人們，那么物價必然上漲以迎合富人們的消費能力，于是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們就只有龜縮在更小的角落里了。

　　蔡永飛推斷：把錢存在銀行不花的，除了余錢少、收入低而不敢、不愿花錢的窮人，多半是錢花不完的富人。真正具有現實購買力并且使北京人生活成本升至世界第五的，只能主要是富人的錢。

　　這一結論立刻得到了響應，“豈只是抬高生活成本，連談戀愛的成本也都被抬高了”，小青年們憤慨地說，事實如此，每逢情人節的時候，一朵鮮花的價格被抬升到高達20元，甚至還曾爆出有人10萬元購買999朵玫瑰的傳聞。

　　與買花相比，住房是更大的消費。為了湊足幾萬元的首付，很多工薪階層甚至白領大都勒緊褲帶攢上好幾年的錢，而后還要省吃儉用以交納月付。北京的房價居全國之首，黃金地段每平方米高達1萬多元，而且還在不斷上漲。事實上，推動房價上漲并居高不下、導致很多人難以承受壓力的，正是富人對房產的巨大消費能力。

　　在北京，就連一些外地富人也紛紛斥資進京購房置業，他們也是造成房價持續走高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有消息稱，2003年3月29日首批溫州購房團抵京，兩天時間內參觀了4個樓盤，意向成交15套，金額達2000多萬元。緊接著，4月20日第二批溫州購房團抵京。而到7月份，“寧波團”、“沈陽團”、“港澳團”、“福州團”、“義烏團”等其他外地購房團相繼抵京，在京城樓市中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這樣一來，房價豈不水漲船高？

　　富人的購買行為增加了窮人的生活成本，這仿佛已是個無可爭議的事實。

　　前面我們已表述過，社會從來都是在一種尋求平衡的過程中發展，事情一旦向某個極端過于傾斜，良知才會逐漸彰顯。現實也是如此，事情仿佛已經接近一個臨界點了(全國基尼系數達到了0.454，遠遠超過國際標準的0.4之安全指標)，于是層出不窮的仇富、殺富事件，已經使人們對貧富問題導致的社會失衡產生了警覺，新的社會責任感，必然再次回到企業家們的議事日程中來。于是2004年春天胡潤完成的“中國內地慈善企業家排行榜”，不但顯得及時，還昭示了在中國，一種被叫做“第三次分配”的新的財富分配方式已經在中國浮出水面。

　　何謂“第三次分配”？社會分配機制有三重，其一是在市場機制上的首次分配，企業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其二是政府通過稅收機制，實施的第二次分配；其三，當僅通過稅收不足以調節貧富差距的時候，則需要在自愿基礎上進行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業，讓社會分配更趨公平，市場也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第三次分配，就是企業家對社會應負有的責任之一。

　　在“2004年中國內地慈善企業家排行榜”上，金源房地產的黃如論先生以2003年高達2.1億元的捐贈額高居榜首，成為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排行榜還顯示，50位慈善家去年一年總共捐贈了10.29億元的現金和物資，平均每人捐贈超過2000萬元！

　　在中國做這樣一件事，顯而易見是前無古人因而是舉足輕重的，尤其在金錢顯得至高無上的今天。因而我們有理由認為，有著如此行動的富人，他的肉身一定承載著某種精神，最簡單的概括是“社會的責任感”。是的，當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企業家對社會的一種義務就會慢慢回到它應有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出慈善家最多的行業，就是我們在前面提到的房地產業。也許是這個行業的積累的確太快，暴富者們不得不尋找某種途徑去填補某種落差。

　　中國的企業家們似乎已經開始行動，越來越多的人投身到捐贈和公益事業中來了，最讓人感佩的是年過八旬的香港企業家余彭年。多年來，余彭年一直在做著一件事：匯聚他在香港、臺灣及海外的所有投資，傾心投在一座耗資18億元、樓高58層的五星級酒店“彭年廣場”上。余彭年不無驕傲地說：“這座大廈是我用真金白銀建起來的，一不要還借款，二不欠利息。這座大廈就是母雞，我把它下的蛋——全部利潤永久性地捐給社會，70年不變！”

　　他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完成他做中國最大慈善家的構想：兩年前，他第一個在國內向人大申請為慈善捐助提供立法保護；一年前，他啟動5億元資金，幫助貧困地區的白內障患者重見光明；現在，他又以82歲高齡登上慈善富豪榜。同時，一個足以讓世人為之驚嘆的抉擇在他的腦海里翻騰已久：年過八旬的他決定向社會捐出萬貫家產，而不給兒孫繼承。

　　在大陸人心目中，這幾乎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但他卻認為，財富本來就是社會的，是大眾的！按西方人的觀點，企業家只是替社會管理和使用這些財富而已。

　　為富之道，在中國漸漸展現出她動人的面容，各種公益事業也涌現出來。前不久北京企業家宋軍等人發起的，有100位各地企業家參與，每位企業家每年捐出10萬人民幣的阿拉善治沙公益事業，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鮮明地展現了出來。雖然有人說，這是以公益的名義挽救企業家整體形象，但事情本身的性質無法改變，而且他們畢竟開始行動了。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認識到：“給予是一種快樂，也是一種榮耀；慈善未必是普遍的義務，但一定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第三次分配，作為一種社會的穩定器，在中國已經開始運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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