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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公開性，不但表現在法律成品的條文的公開，司法審理過程的公開，而且在立法過程也應公開，立法草案更應公開透明，讓全社會知情，聽取全社會的意見建議。
-梁發芾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要升級成《治安管理處罰法》，引來眾多報道和評論。但是
，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人們評說的這個法的草案到底是怎樣一個東西。而《新民周刊》、《中國青年報》等媒體報道證實：該法律草案的起草者公安部門雖然聽取了地方和基層公安機關的意見和建議，但送審稿也僅限于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國務院40多個部門征求意見，因此這份立法并未向社會公開。
法律從來是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而法律的公開性，不但表現在法律成品的條文的公開，司法審理過程的公開，而且在立法過程也應公開，立法草案更應公開透明，讓全社會知情，聽取全社會的意見建議。
法律草案要公開，是因為，無論草案的起草者還是立法機關的審議者，因為人數少，必然不可能窮盡涉及的所有方面的問題。從立法的科學性來講，不能窮盡各種可能性，就會給法律留下漏洞；而從另一方面來講，無論起草者還是審議者，畢竟是少數人，不能代表所有社會成員的利益。因此，公開草案，就會聽到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不同聲音。這也是立法民主的需要。如果法律草案不公開，沒有集中更多的智力和聽取更多代表不同利益的聲音，那么，這種法律草案被最后確定為法律的時候，必然會因為它的漏洞和它在利益取舍方面的偏頗，造成有損法律尊嚴和效力的后遺癥。
事實上，將法律草案向社會公開，是法律的要求。《立法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列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經委員長會議決定，可以將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見。各機關、組織和公民提出的意見送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在我國的立法實踐中，公開法律草案接受社會討論，也有成功的先例。幾年前的《婚姻法(修改草案)》向社會公布，掀起熱烈的討論，許多問題經過辯論取得共識，有些問題因為辯論變得明朗。
對于治安處罰法來講，更有將草案公之于眾的必要性。
首先，《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幾乎所有社會成員都有利害關系，是適用人群最為廣泛的一部法律。現在，每年有500萬起左右的各類治安案件，涉及到上千萬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治安管理處罰的對象。這個法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向社會公布，讓人們知情，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次，因為起草者是公安部門，公安部門作為該法的執法主體，由公安部門起草草案，能否公正，讓人懷疑。這方面事實上有不少教訓。多年來，我國不少經濟法律是由作為執法主體的行政部門起草法律草案的。作為執法者，他們在起草法律草案的時候，不太可能做到公正無私，常常事先就在草案中為執法者監督者預留了更多的權力空間。立法機關在審議的時候，因為大多審議者不是該領域的專家，不能全面審查草案中潛伏的問題，一些有利于執法者的條文被通過成為法律，這種教訓極為深刻，應該說，要避免此種弊病，就不應該將草案起草權交給執法部門，應該讓其他超脫的第三方起草草案，并且向社會公布。如果萬不得已由執法部門起草，也要公布草案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和批評。
再次，從現在透露出的草案內容看，起草者確實給警察預留了較大的權力也是事實，而這更增加了公開草案的必要性。有論者認真對比草案與《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后發現，一方面，是在原本警察權力極大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94年修訂)基礎上，草案又增加了大量警察處罰的權力；另一方面，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原有的有關公安人員違法處罰行為的第41、42條責任性規定，在草案中卻不見蹤影(10月29日《中國青年報》)。如此情況，如果不公開，普通百姓何以得知？又如何得以糾正？
因此，如果要制定出一部公正的《治安管理除法法》，首先請將該草案向全社會公布，讓盡可能多的人知情并參與討論。在媒體和網絡施發達的今天，這已經沒有任何技術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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