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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洪波
伊拉克的綁架未有窮期，半島電視臺的獨家新聞于是也源源不斷。綁架分子與半島電視臺，可以說在影響力上相互成全——綁架分子給半島電視臺送錄像帶，半島電視臺得以成為綁架新聞的中心；半島電視臺為綁架分子播錄像帶，綁架分子因此完成其國際關注，配合也算是天衣無縫吧！
最近的幾起綁架事件，新聞照例由半島電視臺“全權發布”。一位被綁架的人是日本人香田證生，一直在各國流浪，不知怎么流浪到了伊拉克，于是被綁到電視上去露面，磕磕絆絆地說：“小泉先生，他們希望日本自衛隊從伊拉克撤軍，還說將我的頭割下。我很抱歉，我想要回到日本去。”還有一起是綁架波蘭女人。現在，日本人質已被綁架分子殘忍斬首，而波蘭女人質還在電視上苦苦哀求。這兩起事件，是伊拉克綁架的舊例，做法是捉住一個在伊拉克有駐軍的國家的任何公民，然后要求撤軍。
如果說這樣的綁法，多少還有一些“可以理解”，那么最近還有一起綁架事件，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從事國際人道救援工作的瑪格麗特·哈桑，在伊拉克工作了30多年，也遭綁架。電視上，哈桑面容憔悴，滿臉淚水：“英國人民，我求你們救救我，讓布萊爾先生將軍隊撤出伊拉克，不要再派兵到巴格達，這就是像我和比格利這樣的人被綁架的原因……”
這起綁架的奇怪之處，在于綁架對象具有伊拉克和英國雙重國籍。為什么這樣一個人也可以綁來“要求英國撤軍”呢？大概以綁架分子的觀點，哈桑的雙重國籍身份中，有用身份乃是“英國人”，至于她同時也是伊拉克人，至于她并沒有從事服務于英軍的工作，甚至她平生都在為伊拉克人道事業服務，都沒有什么意義。
伊拉克的綁架一旦發生，媒體總是一面報道綁架分子的要求，一面描述人質的可憐境況，同時又大量報道被綁人質國內的呼吁活動，似乎各方面都在發出同一個“趕快撤軍，解救人質”的心聲，只有布什、布萊爾、霍華德、小泉純一郎、盧武鉉等人站在對立面，死不悔改，不肯撤軍。然而，多看一些報道，不難發現，綁架后的撤軍救人呼吁，倒也不是綁架者的立場引起了人們的同情，而恰恰是因為綁架分子不可理喻。
大致上，綁架分子是不可能對話的，綁架分子要砍人質的頭，誰有能力說服他不砍呢？政府就不同了，在很多國家，人們對政府可愛可罵，想發脾氣就發脾氣，想丟雞蛋就丟雞蛋。政府不會捉住一個反對它的人砍頭，而綁架分子可以隨便抓人斬首。這也就使得世界上一些政府總處在“里外不是人”的境地，對于綁架分子，反倒不敢隨便“刺激”其情緒了。哈桑被綁后，布萊爾立即譴責綁架分子，英國就有人說布萊爾辱罵綁架分子等于“簽署了瑪格麗特的死亡令”。
事情往往是這樣：野蠻的人不可以論理，人們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他的蠻性；文明的人可以講理，大家就可以對其毫無恐懼地義憤填膺。可以說，從是否有人表達反對意見，大致上可以看出一個地方的文明與野蠻，文明者得到的抗議，總是很多的；而一群綁匪，越是兇殘，越是綁的票多，人們越是要避免刺激他亂殺一氣，不僅不能“辱罵”，有時還不得不抬舉他幾句。這也算是公共生活中的辯證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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