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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張維迎
我還要特別強調一點歷史責任。我想提醒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學者、公眾，還有媒體都必須有一種責任意識。我們真的有必要對改革開放之前之后進行一番比較，我們過多關注貧富差距，忽略改革本身創造財富的過程，只有通過改革，創造財富，才能解決我們社會中這么多的問題，因為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
下一步中國的經濟有沒有可能繼續維持比較高的發展呢？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我們能不能從技術、管理上的后發優勢逐步轉到制度、體制上的后發優勢，而這一點是令人擔心的。我認為，如果沒有更深入的改革開放，特別是產權制度的改革，這一點是做不到的。如果我們國家未來要繼續發展的話，重要的還是要不斷地推進改革，特別是產權制度的改革，規范政府行為，保護司法的獨立性和提高司法效率。
我想說，我們的改革遠遠沒有結束。我1984年進入國家體改委，當時我們討論改革方案的時候，大家認為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完成中國的改革，但到了現在，20年過去了，這個改革遠遠沒有完成，這說明我們改革的艱巨性。而到了今天，我們已經越來越知道，改革的阻力不僅僅在于既得利益、在于政府部門，還有來自于民間的力量，包括文化傳統，都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我要特別提一下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在過去25年當中，一開始時大家并沒有真正考慮國有企業有產權問題。只是單純地放權讓利，用承包制等辦法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但實踐證明這些辦法最多僅僅是一個止痛藥、強心針，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國有企業長期的問題，1990年開始，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國有企業要真正地發展，必須解決它的產權問題。而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在過去幾年里，我想我們的主流經濟學界和政府決策部門已經形成一種基本的共識：就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要給予足夠高的激勵。這種激勵可以通過獎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是要通過股權的形式，股權可以是通過期權的形式，也可以是通過直接讓他購買占有一部分股權的形式。
我們現在經常容易把對國有企業經理人的獎勵、激勵問題單單看成一個對他個人的待遇問題，實質上不是這樣，實質上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企業的利益，為了整個民族的利益。我們可以看看山西平遙的票號發展。為什么一個東家，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股東，愿意把一部分股權無償地讓給那些掌柜的，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CEO。東家這么做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了CEO的利
益。最后山西相當一部分票號中，掌柜的所持的股份超過了東家的持股比例，用這樣的一種辦法來提高它的激勵。這也是使山西票號在100多年時間里，從南到北變成中國最大的經營機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一直認為國有企業的核心問題不是經理人的問題，而是所有者的問題，誰有積極性去挑選好的經理人。我過去總結過一句話，我們現在的國有企業的經理，要想把位置做穩的最好辦法，就是把這個企業搞得不死不活，不能讓企業賺太多錢，也不能讓企業太糟糕，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形態。很多搞得非常優秀的大型國有企業，是因為總經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他可以為下邊的員工解決激勵機制，但是始終沒有人給他自己解決激勵機制。所以在這種國有體制下，經理人容易兩極分化：一種是變成雷鋒，真正的活雷鋒，為事業為國家干事；另一種容易變成腐敗分子。我們沒有中間地帶，沒有能夠使得一個人在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的同時，自己也得到比較好的報酬，這樣使他有持續的積極性，為國家和社會干事。有一部分在過去非常優秀的企業家，不計功利，不計名利，最后也走向反面，這種制度需要我們深思。我們一定要從體制上，使得每個人為國家、為社會做貢獻的時候，自己也得到足夠的報償。只要使他自己也得到足夠好的報償后，他就會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來。
我還要特別強調一點歷史責任。我想提醒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學者、公眾，還有媒體都必須有一種責任意識。現在非常遺憾，我們的政府官員最關心的是他的烏紗帽，對我們改革帶來非常多的損害。其中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很多人為了保烏紗帽，也怕被人家指控為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寧肯拖著大堆的國有企業應該改革的不改，最后拖著企業完蛋了，他不負任何責任。政府官員要樹立一種社會責任。不要把烏紗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為社會干一件真正的事情。我們現在好多政府部門寧肯不改革，也絕對不去犯現在規則下的任何錯誤，而事實上他犯的是更大的錯誤，這就是對國家和民族的不負責任。我們的學者、媒體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我們真的有必要對改革開放之前之后進行一番比較，否則可能使我們這個社會走向很危急的地方。我們過多關注貧富差距，忽略改革本身創造財富的過程，只有通過改革，創造財富，才能解決我們社會中這么多的問題，因為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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