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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鐵丁
據《中國青年報》近日報道，湖南省衡陽市民政局近期已向省民政廳遞交申請報告，要求將今年6月被殘疾人羅賢漢燒死的原衡陽市珠暉區(qū)副區(qū)長鄒傳云追認為烈士。但消息傳開后，遭到當地許多群眾質疑。不少市民都表示“不理解”和“不能接受”。記者在衡陽數個公共場所隨機采訪時，聽到對鄒傳云的評價頻率最高的詞是“太狠心”、“缺德”、“不
像話”。
云南去年就曾發(fā)生因公務喝酒死亡的公務員被評為“烈士”的情況。同在湖南省，也發(fā)生過一起縣委書記陪同投資人打高爾夫球過程中墜車死亡的事件，其身后名譽問題也曾引起廣泛爭論。這些爭議的焦點，其實并不是個人死亡后的待遇問題，而是對某種社會價值觀的維護還是貶低問題。
政府頒發(fā)某種名譽，其社會影響恐怕不僅僅是在給予某個人名譽和物質獎勵，更表明了對某種價值觀的肯定和倡導。與社會價值契合的名譽確定，對于名譽所體現的社會價值觀的維護、發(fā)展有推動作用；而對一個人過低的評價或是過高的評價，卻可能傷害某種名譽，對固有的社會價值觀造成沖擊。
對于某個人“烈士”名譽的確定也是如此。烈者，剛烈義勇之士也。盡管隨著社會發(fā)展變遷，“烈士”的含義不斷發(fā)生變化，但其基本價值并未蛻化，反而越來越固定成為社會意識的一部分。在社會意識里，它是對于某個人社會生存的最高評價。一個人被授予“烈士”的名譽，其在生之時必須個人言行不僅與政府政策目標一致，更重要的是與人民利益高度一致�？追鄙梢苑Q為烈士，任長霞可以稱為烈士，因為他們一生所為真正表現出“天下為公”的境界，這個公不僅是“公家”，更深層的是“人民利益”，其內在精神與外在行為高度和諧一致。這一點是烈士所蘊涵的社會價值中所固有的。
當然，對鄒傳云的死亡，當地一些群眾用“活該”一詞來評價，太過殘忍，畢竟鄒是死于公務行為。盡管鄒所執(zhí)行的制度不盡合理，鄒的公務方式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但這些都不足以構成其死亡的理由。同時，以制度的不足和殘疾人的非理性行為來評定鄒的道德水平，也遠不是一種客觀評價。但是在另一方面，因執(zhí)行公務而死的人，是不是都符合烈士標準呢？肯定不盡然。一個完全符合烈士精神的行為，應該與“為人民謀利益”在精神價值上達到和諧統(tǒng)一。然而鄒副區(qū)長也好，一些犧牲在酒桌上的公務領導也罷，本質上卻是對不良機關風氣的妥協、認同并混跡其中。這些行為，即使初衷是好的，或者盡管其內心充滿不得已，也都與“烈士”表里如一、剛節(jié)守持的道德要求相違背。也許，用“因公死亡”這樣的中性評價，更符合社會心理評估標準。當然，什么是公務行為仍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社會日益多元化的情勢下，人們的價值觀也在發(fā)生深刻變化。比如，在道德與不道德之間，有了“次道德”之說；在對某個人的價值評價上，也有了更多的寬容與諒解。但是，并不意味著因此就可以貶低那些崇高精神的價值；任何中間價值評判的出現，都不能否定高尚價值在社會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傲沂俊泵u所代表的固有價值，仍然應當成為社會道德的風向標，成為人們行為準則的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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