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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郭振清
其實，老百姓所真正關心的不是怎么說，而是怎么做；不是說得好不好，而是做得實不實。僅有口頭上的承諾，而缺乏外部制度的制衡和約束，這種承諾注定是蒼白無力的
目前，一些地方推行的干部廉政承諾制度遭到了群眾的質疑和冷遇。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刊發了一篇題為《廉政承諾為何遭冷遇》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這樣一件事：近日，某市紀委、市監察局在自己的網站上，對領導干部的廉政承諾起了多大作用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共有565人次參與，其中42.65%的人認為“沒有作用”，另有95人次認為“作用不太明顯”。
那么原因何在呢？文章分析認為：其一，既然向社會作出廉政承諾，就要讓社會來監督。但由于信息不對稱，承諾人能不能實踐諾言，到底做得如何，群眾沒法知道、無從檢驗。所以在百姓心目中，廉政承諾成了領導們的“自說自話”。其二，貪官紛紛落馬的現實，降低了廉政承諾的可信度。從查處的那些貪官看，哪個不是臺前大講廉政，把自己吹得天花亂墜，人后卻大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其三，說明群眾對一些廉政措施的認識更理性化了，對廉政工作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承諾制究竟始于何時何地，我們今天已無從考證，但在我們的記憶中，首先似乎是從一些服務行業和窗口行業開始的，其初衷是為了改善服務質量，重塑良好形象。當時，針對這些行業多年以來所形成的“冷、硬、橫、推”以及“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劣質服務狀態，服務承諾制度的推行極大地改變了這種狀態，迅即贏得了公眾的信賴和支持，有媒體甚至驚呼“承諾制是一劑猛藥”。正是因為承諾制在服務行業和窗口行業所產生的轟動效應，在隨后的若干年里，這一制度在其它行業得到了迅速的推廣和普及，并逐步走入政府機關各個部門的日常工作中，成為這些行業和部門提高服務質量、改善自身形象、加強與群眾聯系的重要舉措之一。
尤其是今年以來，先后有多個地方的黨政領導向社會公開作出廉政承諾，承諾的內容大致包括：堅決抵制跑官要官、堅決拒收錢財、嚴管身邊的親屬與工作人員、嚴禁濫用權力、帶頭遵紀守法等。有學者指出，“這次承諾省份之普遍，承諾態度之懇切，承諾內容之具體，是以前所沒有的”。
無疑，這些做法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它顯示了一些領導干部自覺接受群眾和社會監督的良苦用心。然而，不容忽視的是，當初承諾制的推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背景，那就是工作制度、程序以及從業人員行為規范很不健全，甚至無法可依、無制度可循，承諾制的實施則有效填補了這一制度空白。而經過多年的法制建設，今天已經很少有哪個行業的工作“無法可依、無制度可循”了。這就是為什么當我們審視一些部門的廉政承諾條款時總有一種“畫蛇添足”之感的原因所在———這些條款，不是來自法律法規，就是出自黨紀、政紀，難道不承諾，就不該履行嗎？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動輒承諾的思維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已經演化成為一種工作的路數，一種工作的創新模式，似乎到了一種“要加強某項工作就離不開承諾”或者“不搞承諾就體現不出對事情的重視”的程度。比如為嚴明考場紀律，維護考試公平，就要求考生在考前須先簽訂一份“考試誠信承諾書”，以承諾自己絕不作弊。再比如，針對當今社會離婚率上升、婚姻家庭不穩定因素增多的狀況，就組織新婚夫妻宣誓承諾永不離婚等等。正如新近有媒體發表評論所說的：“這段時間，‘廉政承諾書’忽然時興起來，政府官員在簽，派出所民警在簽，工商稅務也在簽。”
其實，老百姓所真正關心的不是怎么說，而是怎么做；不是說得好不好，而是做得實不實。僅有口頭上的承諾，而缺乏外部制度的制衡和約束，這種承諾注定是蒼白無力的。一個人的自覺自律固然重要，但是，從社會的范圍來講，最終還要靠法律和制度。因此說，在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背景下，僅僅依靠類似于承諾這種道德和自律層面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思維應當改一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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