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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不德
由于維持生計的三輪摩托車數次被收繳，今年6月10日中午，湖南衡陽殘疾人羅賢漢對執行公務的珠暉區副區長鄒傳云報復縱火，導致二人先后死亡。近日，衡陽民政局已向省民政廳提出申請，要求將鄒傳云評為烈士，這件事情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爭議，許多市民表示“不理解”、“不能接受”。(見10月27日《中國青年報》)
從報道來看，雙方都有其特定的理由，羅賢漢作為一個殘疾人，生存工具數次被沒收導致生計困難而生報復之心，鄒傳云則是嚴格按照當地法規行政，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法律困境：是生存權重要還是法重要？
顯然，當人的生存只可能靠一種方式且這種方式處于非法狀態的話，只能說明是法本身出了問題。法律制定的目的是為了切實保障公民的各項權利和根本利益，而當法律的細節已經威脅到普通公民的生存權的時候，那就該追問這個法律是否還具有正當性？
鄒傳云該不該評烈士引發的爭議是社會道德層次的爭議。按照有關法律，他因為依法執行公務而遇害，參評烈士本無可厚非，可為什么老百姓不認同呢？這主要是因為他依法執行公務所依據的法律本身就沒有得到老百姓的完全認可。當地政府要求取締城市三輪車非法營運，以維護市容市貌，出發點或許是善意的，但城市里相當一部分人群只能靠三輪車營運而生存，如果沒有考慮他們的利益而給出妥善安排，就必然使他們的非法生存狀態愈演愈烈。
我們在宣傳法律的神圣性的時候，常常用“法不容情”來表示法律的嚴肅。可當一部法規威脅到部分普通公民的正常生存的時候，無論這部法規的用詞多么華麗，理由多么充分，也是不正當的，經不起也不可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法律法規不是孤立的個體，它要應用于社會，就必然涉及到復雜的社會問題。如果不對這些社會問題進行詳盡分析和制定一系列的相應制度安排，貿然實施，就很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甚至造成某些不可挽回的災難。
因此，法需要容情，尤其是法律本來就該考慮的“情”。法律要保護的是每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正當權益，生存權更是首當其沖，沒有比生存更大的“情”了。如此之“情”法又豈能不容乎？
羅賢漢和鄒傳云的矛盾不僅僅是他們私人之間的矛盾，更體現著當前我國公共治理環境下正當性與合法性之間的矛盾。前者要生存，而且開摩托營運是其惟一的有效生存途徑，天賦生命權，自然正當；后者要執法，嚴格按照法規辦事，并未逾越法律牟取私利，顯然合法。但矛盾卻在二人的生死對峙中得到彰顯，原因就在于法律法規本身建設的不完善，以及缺乏相應配套措施。
正當而不合法，合法而不正當，本來違背法律邏輯的事竟然出現在我們的周圍，這種現象肯定不正常。法律法規的制訂者應站在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利益上考慮問題，要多聽聽主流之外的聲音。不能忽視一些看起來很小的細節，正是“細節決定成敗”，它往往是法之不及，情之所在。以人為本，關注群眾生活的細節才能化解某些可能觸發的矛盾。
退一萬步講，法不容情，則執法方式是否該講點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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