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安管理處罰的聽證如何舉行？誰人有權要求和參加聽證？聽證由誰來主持？
這諸多問題向我們提出挑戰。鑒于聽證程序之于治安管理處罰公正的重要性，我們有理由對其予以必要的關注。自從1996年行政處罰法最早引入聽證程序于行政處罰，聽證迅速在其他領域擴展開來，這表明它適用的廣泛性與“親和力”。然而，聽證作為一種“舶來品”，我們在此方面太缺少文化傳統，實可以稱之為“稀缺資源”。
對此，恐怕只有通過不斷的點滴積累方能逐步彌補。
在標準和最完全的聽證中，當事人具有下列權利，由無偏見的官員作為主持人的權利；得到聽證所涉及的主要事項通知的權利；提出證據和質證的權利；只能根據聽證案卷中所記載的證據作出裁決的權利；取得全部案卷副本的權利等。其中，首當其沖的是由無偏見的官員作為主持人的權利。
試想，聽證假如是由一個與聽證事項有著利害關系的人來主持，那就相當于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果真如此，這樣的聽證不聽也罷。
因此，聽證主持人的無偏見應當稱為聽證第一要義。遺憾的是，行政處罰法開其先河，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
因循其轍，都僅僅規定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胺潜景刚{查人員”與“無偏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是本案的調查人員并不一定就無偏見。
當然，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對聽證作如此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職能分離”的原則。說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是因為要求調查人員與主持人員不得為同一人。如果調查和主持聽證集中于一人時，被追訴人不可能獲得公正的待遇，因為他對于案件的處理很難處于一種超然的客觀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狀態是公正的聽證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在職務合并的情況下，即使聽證和決定的機關沒有偏見存在，也難使當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決。公正必須是能夠讓人們感覺得到的。問題在于，僅僅這樣簡單的分離能夠保證聽證的公正性嗎？
其實，解決此類問題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要使聽證主持人無偏見，最理想的辦法是實行職能分立，即由獨立于行政機關的人員擔當主持人。但這樣必然導致增設機構，加大聽證的成本，而且未必能夠保證公正。
國外解決聽證人員的無偏見問題是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聽證的內部職能分離；二是聽證人員的行為規則。聽證的內部職能分離是指，行政機關可以同時行使調查、聽證和裁決職能，但裁決職能和調查及聽證職能在實際工作人員一級，不能合并，而在行政機關長官一級，不再分離。執行調查和裁決職能的人，不能參加裁決和聽證。在聽證的行為規則方面，嚴禁單方面接觸，執行聽證和作出初步裁決的人，不能和調查人、追訴人以及其他當事人單方面接觸。這或許對我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所以，如何將職能分離貫徹于行政裁決之中，就成為聽證制度建設中必須認真對待的。正如繼行政處罰之后的行政許可法，在積累經驗的基礎上為解決聽而不證、證而不用的聽證形式主義，進一步明確聽證筆錄的效力：聽證筆錄要作為作出許可決定的根據，由此使我們的聽證制度進一步完善，我們也期待著治安處罰在聽證方面能有所貢獻。
□張樹義(政法大學教授)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